第四章 自由主義的衰落（第3/18頁）

老派的獨裁者或保守人士，例如匈牙利的霍爾蒂將軍，芬蘭的曼納林元帥（Mannerheim，在芬蘭新獨立後的紅白兩軍內戰中獲得勝利），波蘭的畢蘇斯基上校（Pilsudski，波蘭的解放者，後為元帥），南斯拉夫的亞歷山大國王（南斯拉夫即大戰之前的原塞爾維亞等地，此時合並為南斯拉夫），以及西班牙的佛朗哥將軍等，這些人除了堅決反共之外，在政治上，都沒有特別的主張。若有任何主張，也不過是該階級固有的傳統偏見而已。他們也許和希特勒的德國聯盟，也許與自己國內的法西斯運動結合，但是這些做法，都只出於兩次大戰間的非常時期。因為當時最“自然”的同志，就出自右派。不過本國立場的考慮當然優先，往往勝過了這種同盟的意識。就以英國的丘吉爾來說，其作風在一般右派當中雖很特別，當時卻仍是個十足的右派保守黨員。他對墨索裏尼的右派意大利雖然不滿，同時也實在不願聲援西班牙共和國軍隊對抗佛朗哥將軍的隊伍，可是德國對英國的威脅一出現，他立刻加入國際陣營，成為反法西斯的鬥士。而就另一層面來看，在本國之內，這些老派的反動人士，恐怕也得面對真正的法西斯運動興起的反對風浪，而後者有時會獲得群眾相當的支持。

第二股右派勢力，則帶來一種所謂“組織化國家統制”（organic statism，編者注：“組織化”是指“以機構為參政基本單位的”）的出現（Linz，1975，pp.277，306—313）。這一類保守政權，重點不在於如何捍衛傳統秩序。它別有用心，刻意建立一種新政策，以抗拒個人至上的自由主義和工人第一的社會主義原則。這種意識形態，緬懷的是想象中的中古世紀或封建社會的古風，雖然有階級、有貧富，可是人人各安其所，沒有階級鬥爭，眾人接受自己在階級制度中的地位。組織化的社會，包括了每一個社會群體或“特權階層”，而這些群體或階層，在社會上有其一定的角色及功能，卻合為一個集體性的實體存在。這股思潮造成各種名目的“統合主義”（corporatism）理論的興起。統合主義主張，以各種經濟團體的代表權，取代個人式的自由主義民主政治。這種以團體為單位的制度，有時被稱為“組織化”參與或“組織化”民主，贊同者認為比真正的民主形式為佳。然而事實上，理想歸理想，在實行上，組織化民主往往難逃權威統治的羅網。國家的意志高於一切，命令的發布執行由上而下，權力多半操縱在一群官僚手中，更有甚者，在這類政權中選舉式的民主制度，不是受到限制，就是全遭消除［套用匈牙利首相貝特棱伯爵（Bethlen）的說法，所謂“民主，乃是依據統合集體意志的矯正手段”］（Ranki，1971）。這類統合主義國家之中最徹底、最典型的例子，要數某些信奉羅馬天主教的國家，其中尤以大獨裁者薩拉查（Oliveira Salazar）治下的葡萄牙為最。葡萄牙的右派保守政權，是全歐反自由主義統治當中壽命最長的一個（1927—1974）。除了葡萄牙外，統合派政權也曾在奧地利出現，時間在民主政治崩潰之後一直到希特勒侵入該國為止（1934—1938）。而佛朗哥將軍統治的西班牙，多少也帶有一點統合國家的味道。

這一類的反動政權，論起源及動機，都比後起的法西斯古老，兩者之間雖有著相當的差異，可是卻缺乏明顯的界限。因為它們的目標也許並不一致，卻擁有共同的敵人。早在1870年舉辦的首屆議決教皇無錯的梵蒂岡公教會議（Vatican Council）上，羅馬天主教會就已表明堅決反動的立場。但是天主教當然不是法西斯。事實上，教廷對主張極權的世俗政權深惡痛絕，對法西斯也反對到底。可是，天主教國家展示的“統合國家”（corporate state）形式，到了（意大利）法西斯的圈子，卻更為發揚光大。意大利有著天主教的傳統，這自然是被統合思想吸引的主要原因。而那些實行統合主義的天主教國家，有時根本就被直呼為“神職派法西斯”（clerical fascist）。法西斯派之所以得勢於天主教國家，可能直接源自整合派天主教義（integrist Catholicism），如比利時自由黨領袖德格雷爾（Leon Degrelle）領導的雷克斯特運動（Rexist）。當年天主教會對希特勒推動的種族主義態度曖昧不明，這一點常為人所注意。但天主教會還有另外一些舉動卻較少為人所知：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教會中人有時甚至包括身居要位的高級神職人員曾給予納粹亡命余孽及各類法西斯黨徒相當的資助，其中不乏被控犯有血腥罪行的戰犯。教會之所以和反動派甚至法西斯拉關系，是因為它們都共同憎惡18世紀以來的啟蒙運動、法國大革命，以及在教會眼裏由此衍生的一切禍害：民主、自由，當然更少不了那罪大惡極的“目中無神的共產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