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自由主義的衰落（第4/18頁）

而在事實上，法西斯的年代，的確也成為天主教歷史上的一個重大轉折點。當時在國際上，右派最得力的支持者就是希特勒和墨索裏尼。可是天主教會卻在這個節骨眼兒上與右派認同，不免為那些關心社會問題的天主教徒，制造出相當的道德困擾。到法西斯全面潰退時，原本就不甚積極反對法西斯的神職階層，此刻遭受的政治問題更不在話下。相反地，反對法西斯的立場，或為愛國而加入抵禦外敵的行動，卻破天荒地為民主派的天主教派（基督教民主政治）在教會中建立了合法的地位。至於在天主教徒居於少數的國家，基於實際需要，也開始出現黨派拉羅馬天主教徒選民的選票，這主要是維護教會利益以防世俗勢力的侵蝕，德國、荷蘭即為兩例。至於在正式以天主教為國教的國家裏，教會也極力拒絕向民主自由的政治低頭。而教會另外一大煩惱，則來自主張無神論的社會主義。天主教對社會主義頭痛至極。教會在1891年提出一項社會政策，這對天主教來說不啻前所未有的新舉措，這項政策強調在維護家庭及私有財產的神聖之余，社會也有必要的義務照顧工人階級，不過，資本主義的“神聖性”卻不在教會認可之列。[2] 各界受新思潮影響的天主教徒，不論是主張社會主義，還是傾向自由思想，或其他打算組織天主教徒工人工會之人，都經由羅馬教廷的這項政策獲取了第一個立足點。本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教皇本尼迪克特十五世（Benedict XV，1914—1922）曾短暫地允許過意大利一個規模龐大的（天主教）人民黨（Popular Party）成立，一直到法西斯興起之後，該黨才垮掉。但除了意大利，其他各國的民主及社會主義天主教徒，均屬政治上的少數。到30年代法西斯勢力崛起，具有新思想的舊教教徒，方才正式公開露面。他們人數依然稀少，比如公開聲援西班牙共和國的天主教教徒，就是數量極少而修養極好的一群人。而絕大多數的天主教徒，都一面倒地支持佛朗哥將軍的保守反動勢力。只有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地下抵抗運動，傾向民主及社會主義的教徒，方才能以愛國之名而非意識主張，名正言順地嶄露頭角，獲取最後勝利。不過總而言之，基督教民主政黨在歐洲的勝利不在當時，直到日後才逐漸出現，而且更要遲至數十年後，才在拉丁美洲部分地區得勢。在這段自由主義普遍呈現頹勢的年代，除了極少的例外，教會對這個現象還真感快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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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股右派力量已論其二，現在剩下的就是那真正的法西斯主義了。法西斯運動又可分為幾支，其一便是賦予法西斯現象其名的意大利。而意大利法西斯是社會主義倒戈者、新聞記者墨索裏尼的傑作。墨氏的名字貝尼托（Benito），是為紀念矢志反對神職勢力的墨西哥總統貝尼托·胡亞雷斯（Benito Juárez）而取，十足象征墨索裏尼的老家羅馬涅（Romagna）地區反教廷的傳統。連希特勒都毫不隱瞞，自己那一套，原師法墨索裏尼的道統，對墨索裏尼本人自是無限尊敬。即使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墨索裏尼和意大利暴露出其無能的弱點之後，希特勒的敬意也始終不減。為了回報希特勒，墨索裏尼也響應了前者的反猶運動，但這是之後很久的事情了。而在1938年之前，墨索裏尼本人領導的運動，則根本不見反猶的影子；意大利自全國統一以來，也從來不曾有過反猶的舉動。[3] 不過，意大利確也曾鼓勵並資助過其他地方類似法西斯精神的運動，並在最意想不到之處，發揮了某種程度的影響力：猶太人錫安復國“修正主義”（Zionist Revisionism）的創始人傑保汀斯基（Vladimir Jabotinsky），即深受法西斯主張影響。這一支走猶太復國運動的路線之人，日後於70年代在貝京（Menachem Begin）領導之下，入主以色列政府。不過單靠意大利法西斯，不足以造成國際社會的關注。

1933年初，希特勒若不曾奪取德國政權，法西斯主義絕不可能變成大趨勢。事實上，意大利地區以外，凡是稍有成就的法西斯運動，都在希特勒上台之後方才成形，其中尤以匈牙利的箭十字黨派（Arrow Cross）為最，該黨曾在匈牙利有史以來首次舉行的不記名投票中（1939年），囊括了25%的選票。另外一個例子是羅馬尼亞的鐵衛隊團體（Iron Guard），該派獲得的實際支持比前者更大。墨索裏尼曾提供財源一手扶持某些地區的活動，例如帕韋利奇（Ante Pavelich）領導的克羅地亞族恐怖團體烏斯達莎（Ustashi，編者注：原文Ustasa，暴動者之意，主張克羅地亞獨立）。可是一直要到30年代，轉向德國尋求精神和金錢資助之後，這些團體才開始大展宏圖，並在思想上向法西斯靠攏。總而言之，希特勒若未曾在德國奪權成功，法西斯思想根本不可能如同共產國際在莫斯科領導之下成為左翼大軍一般，一舉舉起右翼大旗，並以柏林為總部，演變成一種普遍的運動潮流。但是，盡管後有希特勒予以發揚光大，法西斯主義畢竟不曾發展成一股重要的運動，最多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被德國占領的歐洲地區鼓動那些與德國狼狽為奸之人罷了。至於各國傳統的極右派，尤其是法國，不論其如何野蠻反動，卻一律拒絕跟隨法西斯的樂聲起舞：這些右派分子只有一個立場，除了國家主義，還是國家主義，其中部分人士甚而加入地下抗德運動。因此之故，法西斯潮流之所以對歐洲造成較大沖擊，全是因為當時德國國際霸權地位不斷提高之故。否則，各國原本與法西斯無緣的反動統治階層，又何必自找麻煩，裝模作樣頻向法西斯分子暗送秋波呢？正是在德國聲勢震撼之下，葡萄牙的薩拉查，才於1940年宣稱他與希特勒兩人交好，英雄“所見略同，而攜手同盟”（Delzell，1970，p.3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