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自由主義的衰落（第6/18頁）

因此，極端的國家主義，兼有保守圈子的價值觀點，以及從群眾出發的民主政治，再加上本身自創的一套野蠻無理的新型意識。但是，對此我們尚須做進一步的闡釋。極右派興起的非傳統主義運動潮流，早在19世紀末期，即在歐洲數國出現。當時，自由主義之風日甚一日（亦即社會在資本主義之下加速改變面貌的現象），而社會主義的思想也四處傳播，工人階級的運動，聲勢日益浩大。一股民族大遷徙的移民潮，也將一波又一波的外來民族帶往世界各處。在自由主義、社會運動、移民浪潮等種種挑戰之下，極右派的反動心理應勢而生。這些離鄉背井的男女老少，不但漂洋過海，遠去異邦，就是在一國之內，人口更大量地由鄉間遷往都市，從東區移向西區，換句話說，人人離開家園，去到陌生之地。反過來看，陌生外鄉人湧向的去處，正是其他民族的家園。每100名波蘭人中，就有15名永遠去國遠適，另外尚有每年以50萬計的季節性波蘭外出勞動力，這些移民當中，多數都加入移入國的工人階層。19世紀末期移民潮正如同20世紀末期移民潮的預演。各國民眾興起一股仇外情緒，仇外心緒表達於外，最普遍的現象就是種族主義，即保護本地民族的純正，免受外來劣等民族的汙染或淹沒。連向來篤信自由思想的德國社會學大家韋伯（Max Weber），都深懼波蘭移民過盛，有段時期竟也認為，“泛日耳曼民族聯盟”（Pangerman League）有其必要。而在大西洋的另一邊，美國境內反移民運動的氣氛同樣狂熱。乃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及戰後，反移民心理之盛，竟使自由女神之邦關上大門，拒絕向往自由的子民進入。而當初女神巨像之聳立，本是為了歡迎這些子民來到她的懷抱啊！種種事例，可見種族主義心理深重之一斑。

各種右派潮流運動的根源是一股社會小人物的憤怒之情。小人物身處社會之中，一邊是大公司大企業的巨石迎面擊來，一邊是日益升高的工人運動壁壘擋住去路，兩面夾攻之下，小人物一切美夢都告粉碎。即使未曾破滅，那變化中的世情，不是奪走他們原來在社會中占有同時也深信本身該有的可敬地位，便是剝奪了他們覺得在這樣一個動態變化的社會中自己有能力、有權利取得的身份地位。這種不滿的情緒，在反猶太主義（anti-semitism）的運動中表現得最為典型。在19世紀最後25個年頭裏，以仇恨猶太民族為宗旨的政治運動，開始在某些國家出現。而當時猶太人遍布各地，正好成為這不公平世界中一切可恨事物之所寄。更何況猶太人一心尊奉啟蒙思想，又因為在法國大革命裏插了一腳獲得解放。但是也正因為他們對這些新時代思想運動的參與，更使其成為眾矢之的。猶太人是萬惡資本家、有錢人的象征，也是革命煽動者的象征，更代表著這一代“無根的知識分子”，是傳播邪惡力量的媒介。猶太人重視知識，更使得他們在一些需要教育背景的職業競爭中，取得較大的優勢，而在他人眼中，這種競爭，除了不公平，當然還是只有不公平。此外，猶太民族又代表著外族外民與外人。至於基督教那一向堅信的舊思想：猶太人是殺害耶穌的元兇首惡，猶太民族之罪，自然更不在話下。

西方人痛恨猶太人的情緒，的確相當普遍深入。而猶太人在19世紀社會的地位也相當曖昧不明。當時罷工的工人，甚至與種族主義意識無關的工人運動，往往動不動就攻擊猶太人開設的店面。工人也經常假定自己的雇主是猶太老板（在中歐及東歐的大部地區，這一點倒相當正確）。然而，我們卻不可因此將這些工人視為德國國社黨的原型。他們最多只像愛德華時代英國的自由派知識分子一般［如布盧姆斯伯裏團體（Bloomsbury Group）］，由於天生認為排猶為理所當然，因此在政治上成為激進右派反猶路線的同路人。在中東歐地區，猶太人是農村居民購買生活所需及與外界經濟活動聯絡的中間人，所以當地小農反猶情緒的歷史比較久遠，也更具爆炸性。新時代新世界的大震動，對斯拉夫、馬紮爾、羅馬尼亞的鄉農來說，是如此不可理解，而生活卻有莫大的變化。這一切，更是只有怪罪到猶太人的頭上了。而傳說中猶太人殺害基督教幼童以為獻祭牲禮的傳統迷信，這一群膚色黝黑的無知鄉民依然深信不疑。因此，社會大變動的時刻一到，對猶太人的屠殺迫害（Pogrom）自然不可避免。1881年，社會革命者暗殺沙皇亞歷山大二世之後，俄國的反動分子，就曾鼓動民眾向猶太人報復。在這種社會歷史及心理背景之下，一條直路大道，便從原本的反猶情緒，筆直通往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滅猶行動了。而傳統的反猶主義，也為東歐的法西斯運動提供了群眾基礎，其中尤以羅馬尼亞的“鐵衛隊”與匈牙利的“箭十字”為著。至少在前哈布斯堡和羅曼諾夫的王朝境內，傳統反猶運動和法西斯的反猶現象有很多聯系。相較之下，在號稱日耳曼第三帝國（German Reich）的德國境內，農村及地方上的反猶情緒，雖然也根深蒂固，並且極為強烈，但其暴力傾向卻很低，我們甚至可以說，他們比較默認猶太人的存在。1938年間，德軍鐵蹄進占奧地利首都維也納，當地猶太人逃往柏林，卻驚異地發現此地的街頭不見同樣的反猶情緒。柏林街頭的反猶暴力，來自上級的命令，1938年11月對猶太人的攻擊就是一例（Kershaw，1983）。19世紀中東歐民間對猶太人的間歇屠殺，雖也極其野蠻殘忍，但若和一個世紀之後，大規模系統化的滅猶行動相比，卻不免小巫見大巫了。1881年死在俄皇亞歷山大事件中的猶太人人數甚少，1903年死於基什尼奧夫（Kishinev，今摩爾多瓦共和國首都）屠殺者，則約為四五十人左右。可是數目雖低，卻引起舉世——當然的——公憤，因為當時，在20世紀野蠻行為尚未來臨之前，小小的犧牲，便足以令那些以為文明應當不斷進步的世人側目。甚至到了1905年時，隨著俄國農奴的起義，雖有更多猶太人不幸遭到屠殺，但是根據以後更高的比較標準而言，當時的死傷人數也顯得相當少——全部只死去800人左右。相形之下，到了1941年德軍向蘇聯境內挺進之際，3天之內，立陶宛人就在維爾紐斯（Vilnius，今立陶宛國都）殺害了3800名猶太人。數字雖高，卻還是大規模有計劃集體屠殺猶太人開始之前的死亡人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