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經濟大恐慌（第6/12頁）

社會之所以不曾大亂，主因在各國鑒於慘痛教訓，大蕭條之後紛紛設立了社會福利制度。1935年美國通過《社會安全法案》（Social Security Act）時，已無人對此感到驚異。多年以來，各發達工業國——除了少數例外，如日本、瑞士及美國——都普遍推行規模龐大的福利政策，使得大家都習以為常。我們幾乎忘了，遲至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世界上根本沒有幾個符合現代定義的“福利國家’。甚至連向來以福利完善著稱的北歐國家在內，當時也不過剛起步而已。事實上福利國家一詞，一直到40年代以後才開始被人使用。

大蕭條重創之大，更使一個現象顯得愈發突出：那個早與資本主義分道揚鑣的國家——蘇聯，卻仿佛免疫似的，絲毫不為所累。當世界上其他國家，至少就自由化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而言，經濟陷入一片停滯之時，唯獨蘇聯，在其五年計劃指導下，工業化卻在突飛猛進的發展之中。最保守的估計，從1929年開始，一直到1940年，蘇聯工業產量便增加了3倍。1938年時，蘇聯工業生產總值在全球所占的比例，已從1929年的5%躍升為18%。同一時期，美英法三國的比例，卻由全球總額的59%跌落為52%。更令人驚奇的是，蘇聯境內毫無失業現象。於是不分意識形態，眾人開始以蘇聯為師。1930—1935年間，一小群人數雖少卻具有巨大影響力的社會經濟界人士，紛紛前往蘇聯取經。他們看到蘇聯經濟雖然處處可見其原始落後、缺乏效率的痕跡，更暴露出斯大林集體化和大規模鎮壓的殘暴無情，可是這些印象，都不及蘇聯經濟不為蕭條沖擊並產生了一定成就的印象深刻。因為這些外來訪客一心所想解決的問題，並非蘇聯內部真正的政治經濟問題。他們關心的對象，乃是自身經濟體系的崩潰和西方資本主義失敗的程度。蘇維埃制度有什麽秘訣？有何值得學習的經驗？答案是確定的。於是模仿蘇聯五年計劃之舉紛紛出籠。一時之間，“計劃”一詞成為政界最時髦的名詞。比利時、挪威的社會民主黨派，甚至開始正式采用“計劃”。英國政府最受敬重的元老，也是英國國教重要一員的索特爵士（Sir Arthur Salter），此時也出書鼓吹計劃一事的重要性，書名為《復蘇》（Recovery ）。他在書中主張，社會經濟必須經過妥善籌劃，方能避開類似大蕭條性質的惡性循環。英國政府內許多持中間路線的大小官員，也組織了一個不分黨派的智囊團體，稱作“政治經濟計劃會”（Political and Economic Planning，PEP）。年輕一代的保守黨人士，如日後出任首相的麥克米倫（Harold Macmillan，1894—1986），則紛紛自命為計劃派的發言人。甚至連標榜反共的納粹德國，也剽竊了蘇聯的點子，於1933年推出所謂的“四年計劃”。（其實1933年之後，德國納粹本身應付大蕭條的方案也有相當成效。不過由於某些原因，納粹的成功未引起國際同樣的重視，我們在下章將有所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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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麽資本主義經濟在兩次大戰之間陷入困境？這個問題的答案主要在於美國。歐洲經濟蕭條的責任，也許有一部分可以歸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及交戰諸國身上。可是美國的本土遠離戰火，後來雖成為決定勝負的主要因素，參戰時間卻極為短促。更有甚者，美國經濟不但未因大戰受損，反而像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一般，深得戰爭之利。1913年，美國事實上已經成為全世界經濟最強大的國家，工業生產量占全球總量三分之一以上，僅次於英法德三國的總和。到了1929年，美國已經占據全世界經濟總量42%以上；而英法德歐洲三大工業國家的總和，卻只有區區28%。（Hilgerdt，1945，Table I.14.）這個數字變化實在驚人之極。具體來看，1913—1920年間，美國鋼鐵產量增加了四分之一，世界其他地區卻減少了約三分之一。（Rostow，1978，p.194，Table III.33.）簡單地說，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在各方面都已成為首屈一指的經濟強國，不亞於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再度稱霸的地位。只有經濟大蕭條期間，美國的領先優勢才暫受重挫。

更進一步來看，大戰不只強化了美國作為世界主要工業生產國的地位，同時也將它變成全球最大的債權國。戰爭期間，英國為應付戰爭支出，不得不變賣許多海外資產，而它在全球的投資額損失了四分之一，其絕大部分在美國。法國損失更重，幾乎達半數，多數源於歐洲的革命及殖民地崩潰所致。而美國呢，戰爭初起，尚是個債務國，到了戰事結束，卻搖身一變成為國際主要的債權國了。同時由於美國的海外業務多集中在歐洲及西半球（當時英國仍是亞非地區最大的投資國），美國對歐洲的影響自然是舉足輕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