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底層（第4/18頁）

由於語言具有強大的力量，它也成了人們恐懼的來源。它會成為無辜者潛在的受害緣由，也會成為社群一個看似長期而穩定的共同體——永久詆毀其中某個家庭的手段。在2004年，在巴基斯坦裔英國作家納迪姆·阿斯拉姆（Nadeem Aslam）的小說《失落情人的地圖》（Mapsfor Lost Lovers）中，作者借敘述者之口表示，“當街上的兩個人停下腳步，開始談論的時候，他們的舌頭就像剪刀上的兩片刀片一樣相互配合，把旁人的名譽剪成碎片。”這本小說中所講述的一個故事，正是發生在英國北方一個無名小鎮上的巴基斯坦社群裏的榮譽謀殺事件。評判、暗示、輕蔑、諷刺，這些內容都存在於貌似和睦的鄰裏生活中，在阿斯拉姆另一種被催生出的想象裏，充滿了“破碎的玻璃”。人群裏沒有安全可言。群體所提供的看似是社會存在或集體意識的內容，實則常常以一種公開展示的方式，由內而外默默地撕裂了自己的初衷。就此而言，女性的意義早已被綁架，成為這樣一個社群的凝聚力的保證。而事實是，她們不時會被這種機制吞噬，話語和流言是她們的枷鎖，也是她們生命最大的威脅。

“謁師所（印度錫克教寺廟）對我來說，仍舊是一個當地流言的聚集地。”桑茜拉在她2007年的自傳性作品《羞恥》（Shame）裏這樣寫道。為了躲避包辦婚姻，桑茜拉早年從自己在德比郡的家中逃離，隨後成為得到德比郡當地政府支持的、致力於保護受家庭暴力侵害的南亞婦女社群組織“卡瑪·尼爾維納”（Karma Nirvana，直譯為“因果與涅？”）的共同創立者。因此，她的故事是一次難能可貴的勝利。“我媽媽覺得，在謁師所談論他人的緋聞是一種糟糕的分享，人最好是能夠保證自己的私密性，這樣才不至於被評判和羞辱。”而當她和自己身份低下的男友逃離時，她的媽媽再也不能在謁師所裏“摟著她的頭”了。謠言對於生命和死亡都是麻煩事。桑茜拉的姐姐蘿比娜的死幾乎是自願的，她拒絕離開自己濫用暴力的丈夫，因為她知道如果自己那樣做，會給她的父母帶來什麽：“如果我離開巴德維，他們就會死於因我而產生的羞恥。”她這樣告訴桑茜拉。而在桑茜拉逃離之後，人們也是在疏離了她的媽媽很久之後，才再次與她交談。這種驅逐造成的是一種社會身份的死亡。盡管如此，她的媽媽最深切的渴望，還是自己可以重新回到這流言四起的是非之地，和其他人一起唾罵自己那個成為“逃亡者”的女兒。

但這些故事裏，最令人不安的地方，是母親被牽扯進管教女兒的過程之中，甚至偶爾還會親手殺死她們。為了給自己死去的姐姐做證，阿麗莎描述了她們的母親怎樣把塑料袋塞進姐姐嘴裏，同時還慫恿自己的丈夫：“就在這裏解決她”。當莎菲莉亞吞下漂白劑，想要以此避免包辦婚姻時，她們的媽媽，在阿麗莎看來，擺出了一張“事不關己”的冷漠面孔。“看起來她好像是在想，莎菲莉亞最好是能自己死掉，這樣會省掉很多麻煩。”莎菲莉亞因為漂白劑而生了重病，不得不緊急送往醫院，她的體重驟降到了5英石[2]。而在法庭上，這位因家族榮譽而變得無比殘忍的母親在案情逐漸明朗後，開始把矛頭指向自己的丈夫，並宣稱自己是無辜的。但這只會加劇人們對她殘忍犯罪的深刻印象。她顯然更樂於看到自己不聽話的孩子陷入痛苦的掙紮之中，並將其視為一種理所當然的懲罰。

普爾納·塞恩（Purna Sen）把榮譽犯罪中對婦女的牽涉看成此類犯罪的一種特性。在另一樁很有影響力的事件裏，住在密蘇裏州聖路易斯的女孩蒂娜·伊瑟爾（Tina Iser）被自己的巴勒斯坦裔父親和巴西裔母親一再地辱罵“去死吧”，而當時她已經被他們刺了六刀，躺在自家的地板上奄奄一息。FBI事先裝好的竊聽設備忠實地記錄了這起發生在1989年的可怕案件，而他們之所以會盯上這個家庭，是因為這位父親被懷疑是恐怖分子（有一種說法是蒂娜打算告發自己的父親，事情敗露才慘遭毒手）。在《失落情人的地圖》中，一個女孩極力反對包辦自己的婚姻。在新婚之夜，她的母親竟然熱心地為自己的女婿出謀劃策。在這位母親看來，讓女兒順從這樁婚姻最好的解決方法就是“今晚強暴她”。桑茜拉的故事無關榮譽謀殺，但在故事的開頭，當她逃走後打電話給她的母親請求回家時，她的母親卻說她最好在她眼前死掉。桑茜拉由此反問道：“為什麽媽媽要維持這種不幸，並把它當成婚姻中正常的部分？為什麽她不能保護自己的女兒？”隨後，她遇到了一個被自己兄弟和叔叔虐待的女孩，而她的母親同樣拒絕提供幫助。對此桑茜拉無奈地表示，“你不能以同樣的方式對待你最糟的敵人，你知道你辦不到，只是因為那個人是你的母親。”在《失落情人的地圖》裏，小說的中心人物、考庫布的女兒馬赫·雅班回家以逃避自己在巴基斯坦的不幸婚姻。她自然再一次受到了傷害，在與母親對峙時，她說：“我所受到的傷害，是因為你從沒給過我自由，只是想讓我重復你的命運。”但她母親的回應更令人痛心：“我並沒有給你那樣自由的自由，你沒看出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