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底層（第6/18頁）

薩西達在法庭上的成功，讓她有充足的理由相信自己的勇氣會得到回報。在她的父親和兄弟被判決之前，她和林德佐還一起出現在電視上。他們談論了他們的愛情，以及他們正承受的“威脅”（引用自這次采訪）。她訴諸公眾是因為相信這樣做會讓她最終獲救：“也許有更多人知道我，他們就不敢殺我了。“2001年11月，也是她死前兩個月，在初次拒絕後，她同意參與一次由瑞典國會組織的關於防止婦女暴力網絡協助的研討班。在350名觀眾面前，她表示自己已經把大眾傳媒當成是“最後一根稻草”。她希望可以有一次公開的辯論，能夠使這些來自於移民家庭的女孩的遭遇得到更多人的理解。但她也承認，自己口中的“媒體奇跡”，正在逐漸失控，它變得“越發轟動”，薩西達自己則成了“國家名人”。根據她的姐姐奈貝爾的說辭，這讓她們的父親暴怒，以至於氣病了（後來病情也成了他為自己辯護的理由）。

薩西達深知，自己在公眾面前揭發自己的父親和兄弟，已經觸犯了自己教派中有關不名譽和公開蒙羞的罪名。這顯然加深了她的罪過。她拒絕了在門後監聽對自己的父親和兄弟的第一次聽審的機會。她是在向危險示好，而後她又違反了驅逐的約定，回到烏普薩拉去看望自己已經來到那裏的母親和姐妹，而正是那個晚上，她被殺了。這都成為她死亡的理由，但其中還是有矛盾的地方，她是以“保護自己為目的而成為公眾人物的”（成為公眾人物本身便含有少量的羞恥感），最終卻因此而徹底激怒了自己的敵人。但如果說這個事件過於強烈，那是因為她最終也被其他人想象中的社會責任感所綁架。她為那些仍生活在黑暗裏的同胞女人發聲。這也成為驅使許多女人投身到榮譽謀殺研究之中的一種理由。像《以榮譽為名的謀殺》的作者拉娜·胡塞尼（Rana Husseini），就把這當成是自己主要的研究課題。這同樣也是一次私人領域中的冒險，她想要讓這一領域的所有單一實例都成為獨立的“新聞”（她的作品有一個無可置疑的小標題“一個女人與難以置信的犯罪進行鬥爭的真實故事”）。對於任何冒險進入這一領域的新聞從業者來說，對這類事件的投入可以看作一種奉獻，是對逝者的紀念和代其進行的抗爭。更簡單地說，報道它們，是因為它們應當被記下來。在這一點上，薩西達的自我表達就成了一種愛與分享的表現：“我發出聲音，而且不會為自己的臉打上馬賽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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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理解諸如此類犯罪的方式，是去考察那些縱容這些犯罪的說辭。關於榮譽，在庫爾德語裏有兩種表達：阿拉伯詞語“sharaf”，指的是一種“男子氣概”和自我價值；以及來源於希臘語的“namus”，特指女性的純潔與禮儀得體。而這種區分本身便隱藏著危險：如果他失去了對家裏女人的行為控制，男人的“sharaf”就會招致不可挽回的破壞。他的榮譽也就不可避免地與潛在的恥辱發生聯結。對於這兩個方面，研究者詹姆斯·布蘭登和薩拉姆·哈菲茲又增加了一個來自阿拉伯語的詞“I'rid”，表明女性的貞潔是與生俱來的，而一旦破壞就不可能再得到修復（與它相同的詞是印度語中的“maryada”，烏爾都語與普什圖語中的“ghairat”）。因此，榮譽雖然在女人名下，但卻是男人的財產。“女人不可能擁有榮譽，”人類學家薩拉·海利（Sha-la Haeri）在討論巴基斯坦語中的榮譽“izzat”時表示。“她們自己就是榮譽本身。”榮譽是基本的東西，就像面包一樣。愛莎·歐瓦曾采訪一個由於殺死自己懷孕的姐姐而入獄的男人，他表示，他的生命裏“榮譽、尊嚴才是日常的食糧”。但布蘭登和哈菲茲也發現，這裏面也有一些難以捉摸並且持續不斷的威脅，“一種依賴於社群觀念的無形資產”。男人把自己的榮譽捆綁在女人身上，依賴於女人的性本能，這本身無疑是一種冒險。1996年，拉瑪·阿布巫達在她那篇在阿拉伯世界引起軒然大波的有關榮譽謀殺的批評文章裏寫道：“在阿拉伯文化裏，談論或標榜自己姐妹的貞操對於男人們而言，是社會交際的一方面。”吉迪恩·克萊采爾（Gideon Kressel）則認為，“在阿拉伯——穆斯林文化中，父系群體的榮譽，和自己女兒的性器官緊密相連。”（詞語“I'rid”則概括了這兩個方面。）阿布巫達同時也指出，男人們公開定下協議，避免自己的朋友和自己的姐妹相互“接觸”，但私底下又以“友情”的名義，默許了這種接觸。女人必須放棄婚前的性行為，“還有任何可能導致性行為的舉動，還有任何牽強地與性行為加以關聯的動作。”女權主義者指出，長期以來，對女性身體理想化的要求，隱含著一種露骨的憎恨（正如夢露的遭遇所體現的），因為理想化意味著人們隨時準備著對“墮落者”和“失敗者”加以踐踏。在“榮譽”方面，這種裂痕是顯而易見的。我們正面臨的是一種惡毒的禁斷，就像是西緒弗斯眾所周知的任務[3]。你的每一根骨頭都背負著家族的榮譽，每一分鐘都不可以松懈。因為作為女人——你是唯一攜帶毀滅種子的家族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