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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廳官員一致認為這種事情絕不能再發生了。秉公守法的幾位部長對這樁事更是怒不可遏。他們組成了一個極其機密的調查委員會，調查到底是怎麽一回事。這個委員會找了一大堆的目擊證人，聽了他們的證詞。巨細無遺地詳加追問，把各個關鍵地方串聯起來，作成結論，以防止類似事件重演。最後推舉我做主席，草擬報告書。我們這個委員會所作的結論，絕不對外公布，我們這些成員更是得嚴守機密。其實這個委員會的運作方式大家都很清楚，開始時大家會七嘴八舌熱烈討論，後來塵埃落定，我們再回歸到塵堆裏。我們的委員會像是個平日嬉笑慣了的人，一旦不悅，就丟下愁眉苦臉的我們、一些毫無意義的作業紙，以及附在財政档案裏的一些機密說明而不管。

以蘇俄司的奈德及其同僚所用的稍為謹慎的措辭來說，這件事肇始於某個暖和的周日傍晚，五點至八點三十分的這段時間，一位自稱尼基·藍道、以巡回推銷為業，收入頗豐、無前科記錄的波蘭後裔，分別拜訪了四個部級的行政機關，說有要事，要求能立即見到英國情報局的幹員。根據他自己的說法，他曾分別遭到警衛的恥笑，被人驅逐，甚至一度遭到毆打。至於國防部的兩名守衛有無像尼基所咬定的：抓著他的衣領和褲襠，將他連扯帶拉地趕出大門；或者照警衛們的說法，只是“幫助他”回到街上，是一件永遠無法達成一致的事了。

但我們這委員會還是很嚴厲地質問了這兩名守衛，他們為什麽覺得有必要在一開始就提供這種“協助”？

“長官！藍道先生拒絕讓我們檢查他的手提箱。他曾提議在他等待時把手提箱交給我們保管，但鑰匙要由他保管，這是不符合規定的。唉！沒錯，他是當著我們的面把箱子拽了又拽，拍了又拍，再扔出去用雙手接著，很明顯的是要讓我們知道箱子裏並沒有我們所擔心的東西，但這還是不符合規定呀！而當我們盡可能和氣地要取走他手中的箱子時，這位紳士（尼基在他們的證詞中終於還是變成‘紳士’了！）卻不讓我們動手！長官！並且用他那外國腔大喊大叫，引起了一陣騷動。”

“他喊叫些什麽？”我們問道，因為我們對有人會揀星期天在政府機構所在地大吵大鬧的想法深感不解。

“呃……長官，就在我們把這個情緒激動的人趕出大門時，他叫著說他的手提箱中藏著一些非常機密的文件，這些文件是俄國人在莫斯科交給他的。而他只是一個無理取鬧的小波蘭人呀！長官。”他們可能應再加上一句：“當時是在倫敦一個熱得人頭昏腦漲的星期天下午，而我們都在後面房間內看回放的巴基斯坦人對抗巴丹事件。”

即使在外交部這個英國正式款待賓客的中心，這個不像話的尼基居然也會使出他最後的殺手鐧：聲淚俱下地乞求守衛讓他進去。他又哭又鬧，甚至驚動了帕莫爾·維婁先生呢！他是一位對李斯特音樂做過專題研究的作家。

而如果尼基不出新招，恐怕他哭腫了雙眼也沒有一丁點兒用處。此時，他將那只手提箱打開放置在櫃台上，讓那位雖然年輕、但卻非常謹慎的守衛隔著最近剛裝好的防彈玻璃，探頭檢查箱裏的東西，結果除了幾本老舊的筆記本外，並沒看到炸彈。

“星期一十點到五點之間再來。”守衛透過新裝的電子擴音器叫著，聽起來好像是威爾士一處火車站裏的廣播聲，隨後就猛然縮回他那黑漆漆的崗樓中。

此時大門微開，尼基看了看這位年輕人，再望了望他身後一百年前建造的用來嚇唬那些無法無天的殖民地親王們的大廊，接下來的情形大家都已經知道了：他抓起手提箱，攻克那些看似銅墻鐵壁、實則不堪一擊的防衛裝置，“就像一只羚羊般”穿過了中庭，直上寬闊的大廳。他很幸運。姑且不論帕莫爾·維婁的地位有多高，他在外交部裏是屬於溫和派的，而那一天恰好是他值日。

“哈啰，哈啰。”帕莫爾一邊走下那道寬大的樓梯，一邊喃喃說著，雙目瞪著眼前這位桀驁不馴、站在兩位體格魁梧的警衛中間喘個不停的尼基。“你真狼狽！我是帕莫爾·維婁，是這兒的常駐職員。”他緊握左拳，高舉到肩上，好像很討厭狗似的；不過右手卻伸出來以表致意。

“我不要見職員，我要見高級官員，否則一切免談。”

“呃，職員是相當高級的了。我想你只顧到字面的意思。”帕莫爾很謙虛地說。

記錄上應該這麽寫著（而我們的委員會也這麽做了）：還從來沒有一個人像尼基這般有眼不識泰山的。帕莫爾看似滑稽，實則是一個很有效率的人，也沒做錯過什麽事。他領著尼基來到一間訪談室，請他坐下。並且，任何微小細節他也全顧到了。他要人送來一杯茶，在茶裏添些糖，好給尼基壓壓驚，又拿了一些易消化的餅幹給他當茶點。接著，拿出了一支朋友送他的高級自來水筆，寫下了尼基的姓名、住址和他所服務過的公司名稱；又登記了他的英國護照號碼和出生年月日、地點——一九三〇年生於華沙。他誠懇而不帶有任何威脅地表示，他對情報的事情一竅不通，但他承諾一定會把尼基的案件遞交給“有能力管轄的人”，而他們一定會對這件案子加以應有的關注。又由於尼基再次堅持，他只好隨手拿了筆在外交部的藍色草稿紙上寫了一張收據給他，並在上面簽名，又請來同事加蓋當日的戳印。他告訴尼基如果當局有任何想要進一步了解的事，他們會跟他聯系，聯系的方式可能是通過電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