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人名堂 24

布宜諾斯艾利斯

阿爾方索·拉米雷茲原本早就該死了。他毫無疑問是全阿根廷乃至全拉丁美洲最有勇氣的人。作為一名激進的記者和作家，他畢生的事業就是打破壁壘，將阿根廷殺人害命的歷史公布於天下。由於考慮到如果受雇於阿根廷出版界會太危險、太有爭議，他的大部分著述都是在美國和歐洲出版的。除了政界和金融界的精英，絕少有阿根廷人讀過拉米雷茲著作的只言片語。

他親身經歷過阿根廷的血腥歲月。在“肮臟戰爭”[1]期間，他由於反對軍事執政團而進了監獄，在獄中九個月，幾乎被虐待至死。他的妻子是左翼政治活動家，她被一支軍人敢死隊綁架，又活生生從飛機上扔下來，摔進了冰冷的南大西洋。如果不是由於國際特赦組織的幹預，拉米雷茲一定也會遭遇同樣的厄運。所幸，他獲釋了，飽受摧殘後變得面目全非。出獄後，他重新向軍政府發起聖戰。1983年，他們下台了，一個民選產生的平民政府取而代之。拉米雷玆幫助新政府在審判中指證了數十名軍官，揭露了他們在“肮臟戰爭”中的罪行。這其中就有一位上校，正是他將阿爾方索·拉米雷茲的妻子投入了大海。

近年來，拉米雷茲將他的卓越能力獻給了另一項工作——揭露阿根廷歷史上又一個不愉快的章節，這是一段政府、媒體、大多數民眾都選擇性忽略的歷史。希特勒的第三帝國瓦解之後，數以千計的戰爭罪犯，有德國人、法國人、比利時人、克羅地亞人，紛紛湧入阿根廷，而且前有庇隆政府的熱情接受，後有梵蒂岡教廷樂此不疲的支持。拉米雷茲在阿根廷人中是遭到蔑視的，因為納粹主義的影響依然根深蒂固，他的工作被認為是有害的，就像他此前調查那些將軍們一樣。他的辦公室曾兩次被投擲燃燒彈，他的郵件裏也多次藏了炸彈，以至於郵政部門拒絕處理他的郵件。如果不是摩西·裏弗林的介紹，加百列估計拉米雷茲多半不會同意和他會面。

結果，拉米雷茲欣然接受了午餐的邀請，還推薦了一家聖太摩的社區咖啡館。咖啡館裏鋪著黑白相間的象棋格子地板，店裏無規則地擺放著木質方桌。四壁刷了白漿，貼墻擺著架子，架上配著一只只空酒瓶。巨大的店門面向喧鬧的街道，人行道的帆布雨篷下也擺著兒張桌子。三台吊頂風扇攪動著沉沉的空氣。一只德國牧羊犬趴在吧台腳下，正喘著氣。加百列於兩點三十分到達。阿根廷人遲到了。

一月的阿根廷正值盛夏，酷暑令人難以忍受。加百列在耶斯列谷地長大，又經歷過威尼斯的夏季，所以早已習慣了炎熱的天氣。然而他幾天前才去過奧地利的阿爾卑斯山區，氣候的強烈反差讓他的身體經受了不小的考驗。熱浪從車來人往的街上蒸起，從咖啡館敞開的大門湧進來。每經過一輛大卡車，溫度似乎都會升高一兩度。加百列沒有摘下太陽鏡。他的襯衫緊緊地貼在脊背上。

他喝著冰水，嚼著一片檸檬皮，望著馬路。他的目光在基婭拉身上短暫地停了一會兒。她正在呷著一份堪貝利開胃酒兌蘇打水，無精打采地吃著一盤肉餡卷餅。她穿著短褲，一雙長腿露在陽光下，大腿處有些曬傷了。她的頭發散亂地蜷曲成一團團小卷。一滴汗水緩緩地沿著她的頸背部流下來，溜進了她的無袖衫裏。她的左手戴著手表，這是個預先定好的暗號。左手戴表示意沒有發現跟蹤監視，不過加百列清楚，即使像基婭拉這樣的特工，要想在聖太摩的人群中發現一位專業高手也是件棘手的事。

拉米雷茲直到三點才姍姍來遲，也沒有道歉。他是個高大魁梧的男人，額頭寬厚，胡須濃重。加百列找尋著酷刑留下的傷疤，但沒找到。拉米雷茲開口點了兩份肉排和一瓶紅酒，嗓音和藹，音量很高，似乎連架子上的酒瓶都為之震動。熱浪嚴酷，加百列覺得紅酒和牛排未必是明智的選擇。拉米雷茲卻認為這樣的問題似乎構成了侮辱。“牛肉是這個國家裏最真實的東西之一了，”他說，“而且還是國家經濟運轉的一種方式……”他余下的話淹沒在一輛路過的水泥車的噪聲之中。

侍者將葡萄酒擺在桌上。酒瓶是綠色的，沒有貼標簽。拉米雷茲倒了兩杯，又問加百列他要找的人的名字。一聽到加百列的回答，阿根廷人的一雙濃眉緊緊地團在一起。

“奧托·克裏布斯，呃？這是他的真名還是化名？”

“化名。”

“你怎麽能確定？”

加百列將他從羅馬聖瑪利亞靈魂之母堂取來的文件遞了過去。拉米雷茲從襯衫口袋裏取出一副油膩膩的老花眼鏡，一擡手戴在鼻梁上。文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加百列很為此緊張。他朝基婭拉瞥了一眼。手表依舊在左手。當拉米雷茲從文件上擡起頭來的時候，他顯然是一臉頗為觸動的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