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第4/5頁）

我沒有查到約翰·T·庫利的下落，但是已經到了和克裏斯托都羅斯見面的時間。這個男人身材矮小結實，黑色頭發，他的大胡子似乎刮掉之後一個小時就能長回原來的模樣。此後的一個小時中，他用一種不很友善的語氣，給我講了他能回憶起來的西蒙斯的案子。

“那是我的第一個重大案件，”他說，“那之前，我剛到局裏一年半的時間，處理的都是雞毛蒜皮的小事。案子發生以後，我請求奎因讓我當他的搭档。你懂的，你忘不了你的第一樁殺人案，就像你忘不了自己的初戀一樣。但是那個雜碎，西蒙斯，僥幸逃脫了。”

他說他從來沒有懷疑過，是德雷克·西蒙斯親手殺了他的妻子，動機就是她有外遇。西蒙斯看上去是理智的，而又十分精明，所以當精神評估結果出來以後，整個警局的人都惡心壞了。

“鐵證如山，如果上法庭，毫無疑問會判他終身監禁，不得假釋，但是我們都無可奈何。這就是法律——專家的鑒定結果沒人可以否決。他們把他送進了醫院，過了幾年他就又逍遙法外了。但我想老天還算有眼，因為瘋人院裏有人給他頭上來了一下，於是他就真成神經病了。這是我聽說的。僅僅一年之後，1984年，他們就把這條法律改了——有個人圖謀刺殺裏根總統，卻因為精神問題被判無罪，於是國會就通過了精神疾病辯護改革法案。”

別過克裏斯托都羅斯回家以後，我繼續查找庫利的下落，但還是一無所獲。琳賽·格拉夫也沒有給我回電話，但我對此也沒抱太大希望。

晚上10點左右，正當我在看一集老電視劇《好漢兩個半》時，戴安娜打來了電話。

我們已經有兩三個星期沒有聯系了。互相客套了一番之後，她說:“你答應過我要幫個忙的。”

我想起來她說的是什麽了：她讓我幫她在很多年前她工作過的一家公司開張工作證明，她要申請退休用。我嘟囔了一句借口，答應第二天就去辦。

“我就是問一下，”她說，“並不是那麽著急。過幾天我也可以自己飛過去，待上一個多星期，把事情辦了。你還好吧？”

每次聽到她聲音的時候，我總感覺我們是幾天之前才離婚的。“我挺好的，”我說，“還是我來辦證明吧，我只是一時忘記了，剛剛才想起來。”這時，我才明白過來她打電話的真正意圖，於是問:“是不是馬特給你打電話了？”

有那麽幾秒鐘，她沒說話。

“這個大嘴巴，他沒資格——”

“羅伊，這是真的嗎？確定無疑了？有沒有再問問別的醫生的意見？我可以幫你什麽嗎？”

我感覺十分尷尬，就好像讓戴安娜發現了我的什麽醜事似的。我告訴她，我可能再也不想接受她的同情了。讓她和一個連自己名字都不記得的僵屍共度余生，我想這對她來說可不是什麽好事。

“戴，我不想談這個。現在不想，以後也不想。”

“我想過去和你待幾天。除了這個該死的退休申請，我也沒有別的事做。申請的事也不著急。”

“還是別了。”

“求你了，羅伊。”

“我和別人一起住了，戴。”

“你之前從來沒有說過啊。”

“她上周才搬來的。我們是兩個月前認識的，她叫利昂諾拉·菲利斯，印第安納人。”

“印第安納的利昂諾拉·菲利斯……你怎麽不說她是迪士尼的米妮[4] 呢？我不信，羅伊。我們分開以後你一直一個人生活。”

“戴，我是認真的。”

“你為什麽要這樣，羅伊？”

“我得掛電話了，對不起。我會給你弄來證明的，我保證。”

“羅伊，我會去你那裏的。”

“別來，戴，別來。”

我掛斷了電話，癱在沙發上，使勁擠著眼睛，直到擠得眼睛發疼，流下淚來。

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早期，黑人和白人的婚姻還不多見。我還記得我們倆走進酒吧的時候，人們看我們的眼神，有人敵視，有人憤怒，也有些是心照不宣的眼神，就好像我和戴安娜相愛是為了證明什麽種族平等的觀點。我們必須面對這些，而我至少不用去馬薩諸塞州和她娘家人一起過聖誕，這讓我得到一點點安慰。但是，後來我迷上喝酒以後，就失去了一切。當我喝醉酒的時候，我不僅僅是粗魯，我是真的尖酸刻薄。我會執意冒犯她，把一切都怪罪到她頭上，把最能傷害她的事情都說出來。甚至過了這麽些年，當我想起來自己當時的嘴臉，胃裏還是會感一陣惡心。

忘記這些事，這是我的病能帶給我的唯一好處了——那樣我就不會再糾結於這些事情了，因為我甚至不會記得這些日子曾經存在過。

離婚三年後，我參加過嗜酒者互誡協會，在奧爾巴尼[5] 的一家診所做過治療，終於戒掉了酒癮。中間酒癮復發過兩次，讓我費盡力氣克服掉了。但是我知道，我內心深處還是個酒鬼，並且以後將一直都是。我知道，當我走進一家酒吧，點了一杯冰酒或者“傑克丹尼”，就會一發不可收拾。有時候我會非常想重新抱起酒瓶，尤其是剛剛退休時，那時我一度覺得不再有什麽是不可辜負的了。但是每一次我都告誡自己，嗜酒是死法最難看的自殺方式了；相比之下，別的方法都更快、更幹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