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星期三下午4：45，我來到麥克納利·約翰遜書店，比講座開始時間早了一刻鐘。不到一個月前，勞拉·貝恩斯出版了她關於催眠的新書，這天下午的講座就是營銷活動的一部分。我買了一本，在樓下找了個位置坐下。幾乎座無虛席。

那天清早，我去了一趟戴安娜要開證明的公司。一個工作人員向我保證，他們第二天就會把證明用電子郵件發過來。所以我給戴安娜發了短信，說問題解決了。不過她並沒有回復，我想她是關機了吧。

勞拉本人比網上的照片好看些，而且她顯然對公共演講場合非常老練。我聽得津津有味，不過還是感覺如坐針氈。我想，一旦她知道我是誰、為何而來，會不會沒說半句話就讓我走人？

演講結束、問答環節完畢後，一些聽眾排成一隊找她簽名，我排在最後。她接過我的書，用探尋的目光看著我。

“我叫弗裏曼，羅伊·弗裏曼。”我說。

“給弗裏曼，羅伊·弗裏曼。”她微笑著，在書上簽了字。

“十分感謝。”

“也謝謝你，弗裏曼先生，你碰巧也是心理學家嗎？”

“不不，我退休前是個警探，專門接殺人案的。將近30年前，我參與調查了約瑟夫·韋德教授被殺一案。你可能不認識我了，但是我當時和你談過話。”

她看著我，張張嘴想說什麽，但又改變了主意。她用左手撩了一下頭發，環顧四周，發覺我是最後一個來求簽名的人。她蓋上鋼筆的筆帽，把它裝進她放在一邊椅子上的手包裏。一個頭發染成紫色的中年女人始終在兩米遠的地方盡職地等候著。

“我想和弗裏曼先生一起走走。”勞拉對紫發女人說。她有些驚奇地看著勞拉。

“您確定——”

“我當然確定。我明天給你打電話，注意安全。”

我幫她穿上大衣，拾起她的手包，然後我們一起離開了。天正黑下來，空氣中有雨的味道。

“戴比是我的出版代理，”她說，“有時候她就像老母雞一樣，你也看到了。你喜歡這次講座嗎，弗裏曼先生？”

“很有意思，說真的。”

“但你不是為講座而來的，是嗎？”

“我只是希望能有機會和你聊上幾分鐘。”

“演講之後我通常不會和人談話，但是怎麽說呢，我就像是預料到你會來一樣。”

路過紮內利咖啡館時，我邀她進去坐坐，她同意了。她點了一杯紅酒，而我要了杯咖啡。

“我洗耳恭聽，弗裏曼先生。幾個月之前，我和一個記者談了之後，發覺‘郵差總按兩次鈴’[1] 。我知道自己會遇見一個向我打聽陳年往事的人，這就是女性的直覺。你知道理查德·弗林想寫一本關於韋德案件的書嗎？”

“是的，我知道。我讀了那份書稿的選章。約翰·凱勒，就是那個記者，也給我了一份。但是其間發生了另外一些事情，所以我才想來和你聊聊。”

我給她講了弗蘭克·斯波爾的事，以及他所描述的那天晚上發生的事。她仔細聽著，沒有打斷我。

“我說我和理查德·弗林不是戀愛關系，那個記者很可能不相信，”她說，“當然，我和韋德教授之間也沒有那樣的事。不過，無論如何，那個犯人說的似乎是真正發生的實情吧？”

“韋思萊克博士，我不認為是斯波爾殺的韋德教授。一個有韋德家鑰匙的人在斯波爾還在現場的時候進了屋，那時教授還活著。這人幾乎和斯波爾狹路相逢，但是在最後一刻斯波爾成功地從玻璃門中逃走了。我再強調一遍：那時教授還活著。斯波爾只是想教訓他一下，但要是一個人已經倒在地板上昏迷不醒，你再用球棒砸他腦袋一下，那就是想殺死他。不管情況怎樣，那個突然出現的人沒有叫救護車。為什麽？我想那人是一個正好抓住了機會的掠食者，利用了當時的形勢：韋德昏倒在地上，玻璃門開著，所以可能是有人闖進來，打倒教授，然後跑了。這個突然出現的人應該被控謀殺。”

“所以你想問我，我是否是那個——用你的話說——抓住機會的掠食者？”

我並沒有回答，於是她繼續說：“弗裏曼先生，那天晚上我沒有去教授家。我當時有幾個星期沒去那裏了。”

“韋思萊克女士，你的那個朋友，莎拉·哈珀，為你做了假證，對我們說了謊，而且你也對我們說了謊。約翰·凱勒找她談過，給了我他做的筆記。哈珀現在去緬因州了，但是如果必要的話她可以證明。”

“我早就懷疑你知道她做了偽證。莎拉是一個非常脆弱的人，弗裏曼先生。如果你對她嚴厲一點，她就會整個垮下來，把真相告訴你。我讓她向你們證明我們倆那晚就在一起，是冒了風險的。但是我之所以這麽做，只是因為不想上報紙，不想被媒體欺淩。我不願意承受關於自己和教授的各種汙穢的含沙射影。就這些。我不怕承擔謀殺嫌疑，只是想努力避免醜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