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第2/5頁）

“很抱歉，我答應了一個客戶，今晚之前要修好他的車。車在車庫裏，我得走了。無意冒犯，但我不喜歡和你談話，不喜歡你的口音。現在該開球了！謝謝您的配合。”

“你說什麽？”

“紐約揚基隊對巴爾的摩金鶯隊，那場球我去看了，解說員就說了這句話，當時那個接球手——瑟曼·李·曼森，已死於一場空難。另外，順便說一句，以後除非來者拿著執法證，否則我是不會再和任何人說韋德的事情的。”

於是我告辭離開了。感覺近乎不可思議，就像一個玩偵探遊戲的孩子，從一個“嫌疑人”家裏被踢了出來。我曾經當過警察，但那些年月已經恍若隔世。現在，我只是一個四處犯糊塗的老頭，手裏沒有盾牌，腰帶上沒有槍。我坐進車裏，把筆記本丟進裝手套的盒子裏。

我開上山谷路的時候，雨刷已經應付不了傾盆大雨了。這整個故事該怎麽進展下去呢？我自問。幾乎可以肯定，德雷克說的不是真話，在案發之後他的證詞也是假的，但是我對此毫無辦法。馬特告訴我，斯波爾的律師努力想讓法庭重審他的案子，但並沒有成功。而我只是一個無足輕重、年老昏聵的退休警察，在哪兒都不受歡迎。

***

後來的幾天，我修了家裏的房頂，粉刷了房間，同時琢磨著案子的事。

那周六我清理了後院，周日我過河到紐約拜訪了一個老同事，吉姆·福斯特，他剛熬過了一次心臟病突發，幾周前才出院。天氣很好，我們去散了步，然後在拉法葉街的一家餐館吃午餐。正在他跟我講他的飲食要求是如何如何嚴格時，我問他記不記得約瑟夫·韋德的案子，他稍稍吃了一驚，說這名字他沒什麽印象了。

“他曾是普林斯頓大學的教授，1987年12月在自己的家中被殺害。密蘇裏州波托西監獄的一個死刑犯，聲稱自己殺了他。那家夥的名字叫弗蘭克·斯波爾，當時只有22歲。那時我參與了這個案子。”

“我從來不喜歡‘弗蘭克’這個名字，”他說，兩眼盯著我盤子裏的意大利香腸，“小時候我讀《飄》，裏面有一個人就叫弗蘭克，他呼出來的氣都是臭的。嗨，不知怎麽，這個細節一直在我腦中揮之不去，一提到這個名字，我就能想起這個。對了，你為什麽仍對那件事感興趣？”

“你有沒有遇到過什麽讓你心裏一直放不下的案子？即使過了很多年還是記得？”

“有很多，羅伊。”

“是啊，我知道，但韋德這個案子過了這麽多年，我才意識到它仍然在困擾我。我是說，我感覺在表象下面還蟄伏著別的什麽東西，某種重要的東西，正在等著我，明白嗎？我說的不是《法律與秩序》[1] 電視劇裏的那些破玩意兒，而是關於正義的，關於一種感覺：如果我最終失敗了，就再也無法挽回了。”

他沉思了一陣子。

“我想我懂你的意思……九十年代我調到紐約市警察局後，在緝毒科工作過一陣子。那個時候，我們和聯邦調查局的官員合作，和‘地獄廚房’的西部仔[2] 還有戈提的小弟們[3] 戰鬥。你根本沒有時間覺得無聊。有一個愛爾蘭老大的前妻，是一位叫麥拉的年輕女士，說只要我們為她提供保護，就告訴我們點兒內情。我安排她在西43街一家叫‘滿月’的酒吧裏與我們見面。我是和一個叫肯·芬利的同事一起去的，他一年之後在和一群尼加拉瓜匪徒的槍戰中犧牲了。那個女人來後，我們點了酒，開始談證人保護程序的事情，如果她願意和我們合作的話，我們將會啟動這個程序。然後她說她要去一趟廁所，那我就等著唄。我和同事等了10分鐘，就覺得不對勁了。我找了一個女招待，讓她去女廁所看看，但她已經不在那裏了。最後我通知了經理，我們把全店都找遍了，一無所獲。廁所沒有窗戶，想出去的話只能鉆下水道，或者爬通風管——只有兩歲小孩才爬得過去。我們真想不通這是怎麽搞的：我們的桌子就在廁所門口，她要是溜走的話我們一定會看到的。而且店裏當時基本是空的，那段時間沒有別的人進出過廁所。”

“這叫什麽事……你們後來查出來是怎麽回事了嗎？”

他搖了搖頭。

“可能是我不願意再想這件事。甚至直到現在，我一想起它來還是汗毛倒豎。她就好像消失在空氣中了一樣，就在我身邊幾米遠的地方，而我完全不知所措。我們再也沒有找到她，她始終生死未蔔。多少年來，我都在絞盡腦汁地想這到底是怎麽回事。可能每個警察背上都有幾只像這樣撓不掉的虱子吧，羅伊。所以你也不必太在意你那些懸案。”

走路把吉姆送回家以後，我回到停車場取車。開車經過麥克納利·約翰遜書店時，我看到門口貼著一張小海報，說勞拉·韋思萊克博士周三下午要在這裏辦一場講座。周三就是三天以後。我雖然不敢私下接近她，但我想，在拿書找她簽名之後和她聊上幾句，倒是未嘗不可。看到這張海報對我來說是一個兆頭，我決定抓住這個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