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兩天後，勞拉·貝恩斯打來電話。那時我正在西56街排隊領新駕照——我還需要重新拍張照片，一邊翻看著什麽人留在椅子上的雜志。

“凱勒先生，我已經讀了你給我的書稿，確實印證了我的懷疑：理查德·弗林即使不是全篇編造，也是杜撰了其中的大部分。也許他要寫的就是一本小說。在過去，作家會說他們的故事並不是純靠想象拼湊的，而是來自他們偶然發現的一部無主的書稿，或者真正的敘述者確有其人，但是已經去世或者出了別的什麽事。也有可能，過了這麽多年，弗林漸漸覺得他臆想的事真的發生過。你拿到余下的書稿了嗎？”

“還沒有。”

“弗林其實從沒能寫完這本書，是嗎？他大概意識到了這是一本多麽可悲的書，還可能引起不愉快的法律後果，所以就此擱筆了吧？”

她的聲音是平靜的，卻有種揚揚得意的感覺，這讓我很不爽。如果德雷克告訴我的是事實，那麽她就是在當著我的面睜眼說瞎話。

“韋思萊克博士，死者為大，韋德教授遭棒擊至死的事不是弗林先生憑空捏造出來的，您此後改名的事也不是他想象出來的。是，我是還沒有全部的書稿，但是我有很多其他有用的資源。我來問您：韋德被殺的那天晚上您確實見了他，對吧？然後弗林來了。您對他說了謊，說您要在一個朋友家過夜，而弗林就來鬧事了。這些我都知道，所以拜托別再想著給我編瞎話。在那之後發生了什麽？”

她沉默了一段時間，我想象著她是一個四仰八叉倒在拳擊擂台上的選手，裁判正在給她數倒計時。可能她沒有想到我能夠發掘出那晚事情的細節。教授確實死了，弗林也不在人世，而且我幾乎確定，她無從知道德雷克·西蒙斯那幾個小時裏也在現場。我猜想她是否會否認我說的事，抑或是從她的魔術師帽子裏再拉出一只兔子？

“你真是一個非常刻薄的人，不是嗎？”最後，她說，“你真的知道這整個故事會把你帶向何處，或者你只想裝裝大偵探？過了這麽多年，你想讓我回憶出這麽多細節，這怎麽可能？你是不是想要挾我？”

“我有什麽可以用來要挾您的嗎？”

“在這個城市裏我認識很多人，凱勒。”

“您這句威脅聽上去像那種老式偵探片裏的台詞。現在我是不是應該說‘我只是照章辦事，女士’，然後委屈地對您笑笑，把我的偵探軟呢帽拉下來遮住眼睛，再豎起我偵探大衣的衣領？”

“什麽？你胡說什麽，是不是喝了酒了？”

“您是否在否認罪案當晚您在現場，而且理查德·弗林為了罩著您，對警察說了謊？”

又是長時間的沉默，然後她問我：“我們的談話你錄音了嗎，凱勒？”

“我沒有。”

“可能你也瘋了，和弗林一樣。健康保險——如果你上了的話——可以付得起幾個療程，所以現在是時候讓你的保險派上用場了。我又沒有殺他，所以20多年之後誰在乎那天晚上我在哪裏？”

“我在乎，韋思萊克博士。”

“那好吧，你在乎吧，隨你便。但是永遠別再聯系我了，我是說真的。我已經仁至義盡把該說的都說了，沒有工夫再和你耗了。如果你再給我打電話，或者企圖接近我，我就告你騷擾。再見。”

她掛了電話。我把手機放回口袋裏，有點兒懊惱，因為我丟掉了故事的一條重要線索——我確信這次通話之後她再也不會理我了。我為什麽反應那麽過激？為什麽在一次蠢透了的電話交談中把我所有的底牌都亮出來？德雷克給了我一張王牌，而我就這麽把它給浪費了。

幾分鐘以後，他們叫我去照相。攝影師對我說：“再放松一點兒，老兄。不是我說，你看上去好像肩上扛著整個地球似的。”

“可不，扛了好幾個地球，”我告訴他，“而且一點兒也不落好。”

***

接下來的三個星期裏，春天漸漸降臨在這個城市，我和好幾位曾經和約瑟夫·韋德交好的人聊了天，是哈利·米勒把他們的聯系方式一個個找到的。

薩姆的感冒惡化成了肺炎，所以她大多數時間都在床上癱著。她的妹妹露易絲，一個藝術生，從加利福尼亞過來照看她。我堅持要去看望她，但是每次她都讓我再多點耐心等等，因為她不願意以現在的面目示人：擦不幹的眼淚、大紅鼻子。

大多數時間彼得不是出差就是忙於工作，所以我只和他在電話裏聊過，告知他我調查的最新進展。他告訴我奧爾森女士還是沒能找到書稿其他章節的任何線索。

我給勞拉·貝恩斯從前的同學莎拉·哈珀打了好幾次電話，但是她既沒有接，也不回復我的語音留言。我也沒能聯系上教授的妹妹，英琦·羅西。我找到了她的地址和電話號碼，於是打電話過去和一個管家聯系上了。他連一句完整的英語都說不出來。費了半天口舌我終於聽明白，羅西“希紐爾”和“希紐拉”[1] 近兩個月都不在家，他們長途旅行去了南美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