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羅伊·弗裏曼住在博根郡，和紐約隔著一條哈德遜河。但是他說要來紐約處理一些事務，所以我就在西36街的一家餐館裏訂了位置。

他又高又瘦，樣子像一位專門演配角的演員，就是那種在勇鬥惡人的英雄背後默默做掩護的老警察的角色，他讓人感覺是值得信賴的——雖然你並不知道原因，因為他在電影裏只有一兩句台詞。

他的頭發幾乎完全白了，還有他精心修剪過的大胡子也是，遮住了他的下半張臉。他自我介紹之後，我們就攀談了起來。他說他與一個叫戴安娜的女人有過近20年的婚姻，有一個叫托尼的兒子，剛剛滿28歲，但是他很難見兒子一面。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他們離婚以後，他的前妻和兒子搬去了西雅圖。他兒子已經大學畢業了，在當地一家廣播電台當新聞主播。

弗裏曼並不諱言，坦陳自己應該對離婚負全責，百分之百，因為他太過專注於自己的工作，並且從前總是酗酒。在1969年那會兒，他是第一批大學畢業後就直接被分配到警局的警探，局裏的一些人因此記恨他，尤其他還是一個非裔美國人。而且他強調，有人說種族歧視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期已基本消除，尤其在小城鎮的政府部門，這純屬謊言。當然，在那之前，電影裏就已經開始有黑人演員扮演法官、原告、大學教授和警長的角色了，但是現實和電影是不一樣的。不過弗裏曼的收入不錯——那時一個巡警一年能掙將近2000美元，而且他從小就想當警察。

他告訴我，在八十年代初，西溫莎鎮警局大約有50位警察，多數人年齡在40歲左右。局裏只有一位女性，是當時新招的，而且除了一個拉丁裔[1] 警官何塞·門德斯，其他的都是白人。在新澤西和紐約，那是個冷酷的時期：快客瘟疫[2] 開始泛濫，雖然普林斯頓不算重災區，但這並不意味著那裏的警察就日子好過。弗裏曼在普林斯頓警局待了10年，然後在1979年去了默瑟郡的西溫莎，在一個幾年之前剛成立的偵探科工作。

他和我聊得很開心，並且坦言，自從退休以後他就過著隱士一般的生活。退休警察沒多少知心朋友，這很正常。

“你為什麽還對這個案子感興趣，約翰？”他問。

他提議我們以名相稱。雖然在他的口音和相貌中有些東西莫名讓我有點兒畏懼，但是我同意了他的提議，並且把事情的全部真相都告訴了他。我已經無力再編故事了，沒有什麽“韋德傳記”，也沒有什麽“懸疑謀殺案面面觀”，我確信面前的這個男人值得我完全信任。他如此善良，還不知道我是誰便同意會面，並和我傾訴他一生中的辛酸往事。

所以我坦誠相告，理查德·弗林寫了一本講述那段日子的書，但是書稿的一部分找不到了。我受雇於這本書的文學代理，正在研究——或者說調查這個案子，希望重構事實。我已經和一大批人談過話了，但目前仍沒有確鑿的結論，也不能確定這整件事的來龍去脈。

他指著他帶過來的一個淺黃色信封。“我去了一趟偵探科，給你復印了這些。”他說，“我們到九十年代初才開始用電腦存档，所以這些是我翻遍了档案箱才找到的。沒有秘密文件，所以拿出來很容易。把這些文件拿去讀讀吧。”他勸我說，並且把信封塞進我的包裏。

接著，他給我簡略講述了一遍他所記得的事情：他怎樣和法醫去了韋德的別墅，此案在媒體上掀起的風暴，還有他們怎樣缺乏有價值的線索，形不成一套解釋兇案的理論。

“關於案子有很多事情都是相互沖突的。”他說，“教授過著安穩的生活，不涉毒、不涉黃，也不去任何不好的地方。他那時也沒有和人有過摩擦，住在一個安全的街區裏，鄰裏都是正派的人，相互之間認識很久了，都是學者或企業大亨。然後，突然之間，這家夥在自己家被打死了。他家裏有很多值錢的東西，但什麽都沒有丟，甚至現金和珠寶還都好好地放在那兒。不過我記得兇手在匆忙中翻找了他的住宅，有的抽屜開著，文件灑了一地。但是我們找到的指紋都是來自已知者的:一個整理教授圖書室的孩子，還有一個有門鑰匙、經常去他家的修理工。”

“那些散落在地上的文件，”我問，“有沒有提供什麽潛在線索？”

“這種細枝末節的事我記不得……所有東西都在這些復印件裏了。但是我記得我們在別墅裏發現了一個小保險櫃，沒人知道密碼。於是我們叫了一個開鎖匠來，他把保險櫃打開了，裏面卻只有一些現金、契據、照片之類的，沒發現和案子有關的東西。”

“教授剛剛寫完了一本書，似乎書稿丟失了。”

“他的遺物是由他妹妹打理的。她在案發幾天後從歐洲趕過來。我記得她，她特別像個電影明星，穿著貴重的皮草，戴了一堆珠寶，像個歌劇女主角似的，說話還有外國口音。她確實很靚麗，不瞞你說。我們問了她幾個問題，但是她說她和已故的哥哥不是很親近，她對他的生活一無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