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第二天晚上，我和我的女朋友薩姆[1] 見面，吃了個飯。她比我大5歲，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英語系畢業，在西海岸的幾家電視台工作過，之後搬到紐約。她是紐約電視1台[2] 早間新聞的制作人，所以她的一天從早上5點開始，一般到晚上8點才結束，那時她顧不上我在不在，就一個人睡下了。我們一般聊不到5分鐘，她就會告訴我她必須接個很重要的電話，然後把免提電話的耳機塞上。

她之前和一個叫吉姆·薩爾沃的男人有過三年婚姻。他在加利福尼亞的一家小型電視台做新聞主播，是個好色之徒。一到40歲，除了一身壞毛病和一副浸泡在脂肪裏的肝臟外，他什麽都不剩了。這就是為什麽她從一開始就告訴我，她不想在40歲之前再婚，在那之前，她唯一想要的就是隨心所欲。

幾通電話的間隙，她一邊怪服務員沒早點兒點單，一邊和我講她和編輯之間的爭論。薩姆聽我講了理查德·弗林的書稿之後，似乎有些激動。

“約翰，這份書稿可能會引發轟動，”她說，“就像杜魯門·卡波特[3] 寫的那些，不是嗎？讀者就喜歡為這類東西買賬。”

這是薩姆對一件事所能做出的最高評價了。對她而言，那些沒機會“引發轟動”的東西都毫無意義，不管是電視新聞，還是圖書選題，抑或是做愛。

“是啊，很有可能，只要我能找到那部書稿，或是關於謀殺案的一些解釋。”

“要是找不到，你也可以在現有書稿的基礎上，自己寫一本書。這一點你難道不同意彼得的話嗎？”

“是啊，當然，但我真的不是這個領域的專家。”

“時代變了，人也要與時俱進嘛，”她以說教的口吻說，“你覺得現在的電視機和15年前，我第一次進演播廳的時候能一樣嗎？我們最終都要做我們之前從沒做過的事。實話說，我更希望你沒找到那部書稿，這樣的話，我就能在佐利[4] 櫥窗裏的書封上，看見你的名字了。”

離開飯店之後，我回到住所，開始工作。我的父母兩年前搬到佛羅裏達，姐姐凱西嫁給了伊利諾伊州斯普林菲爾德的一個男的，大學畢業之後就搬過去了。我就住在克林頓（或者按照現在房地產商的叫法——“地獄廚房”[5] ）的那棟三人間公寓裏，我是在那兒長大的。房子很老，房間又小又暗，但至少那是屬於我的房間，不必為房租擔心。

我先重讀了選章，用不同顏色的筆標出那些可能有用的片段：與理查德·弗林有關的用藍色筆，約瑟夫·韋德用綠色筆，勞拉·貝恩斯用黃色筆。我用藍色鋼筆標出了德雷克·西蒙斯的名字，因為理查德在鄰近結尾處說，這個人會在整個事件中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我把手稿中的其他名字也分別列出來，如果運氣不錯，這些人會成為我的信息源。作為一個記者，我知道大多數人都愛談論他們的過去，盡管他們更傾向於將其美化。

我制訂出三個主要的調查方向：

第一個，也是最簡單的一個，就是在互聯網的信息海洋裏仔細搜羅，看看能捕捉到哪些關於謀殺案和相關人物的信息。

第二個，就是追蹤書稿裏提到的那些人，尤其是勞拉·貝恩斯，然後說服他們告訴我對於案情的各自了解。彼得在他的筆記裏提過，理查德·弗林的伴侶告訴過他，在理查德死前不久，他曾和一個叫勞拉的女人有過一次氣氛緊張的通話，他說她“毀掉了他的生活”，並且“想要她付出代價”。這個“勞拉”就是書稿裏出現的那個“勞拉”嗎？

第三個方向，就是到默瑟郡西溫莎的警察局找到档案，試著從當年警方搜集的證詞、報道和調查中尋找線索。韋德是個備受關注的被害人，審訊記錄很有可能以書的形式裝訂保存，盡管最終沒有什麽結果。作為一個自由記者，我的身份可能並不會幫到我，但一旦我陷入僵局，我的計劃是向薩姆尋求外援，利用紐約電視1台的強大影響力。

就這樣，我從理查德·弗林入手開始了調查。

我現有的關於他的全部信息都和從網上找來的相符。他在一家小型的廣告公司“歐勝聯合”工作，在這家公司的網站上，我找到了一份簡歷，證實了書稿中的一些細節。他在普林斯頓大學主修英語，1988年畢業，兩年後在康奈爾大學拿了文學碩士學位。擔任了幾個初級職位之後，他獲得晉升，躋身中層管理層。在其他網站上，我發現弗林曾三次向民主黨全國委員會捐款，還是一家射擊運動俱樂部的成員。此外，2007年，他留言評論自己對芝加哥一家旅館的服務相當不滿。

當谷歌上關於弗林的信息都被我搜刮幹凈之後，我轉而搜索勞拉·貝恩斯，卻驚訝地發現自己什麽都查不到……一無所獲。倒是有幾個同名的人，但沒有一個和我要找的這個女人情況相符。我在1985年芝加哥大學數學系畢業生名單以及1988年普林斯頓大學心理學系碩士畢業生的名單中，找到了她。但除此之外，對於她做過什麽、住在哪兒，卻毫無線索，就好像她人間蒸發了一般。我心想，她可能是結婚之後改了姓，所以我得另找方法繼續追蹤她的下落，假設她還活著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