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第二天上午，我把需要追蹤調查的人列了一份名單，可能的話，我要與他們見面。勞拉·貝恩斯的名字排在最上面，但是我對怎麽找到她絲毫沒有頭緒。同時，我開始翻閱我的一堆舊通訊錄，想找找什麽人是能聯系上西溫莎鎮警察局的。自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韋德那件案子以來，警察局一直沒有搬地方。

很多年之前，當我還在為《紐約郵報》工作的時候，認識了一個叫哈利·米勒的人。他是一個布魯克林的私家偵探，擅長調查失蹤案件。他個子矮小，身材肥胖，穿著皺巴巴的西裝，領帶細到幾乎看不到，耳朵上還總夾著一支煙。他活脫脫就像是四十年代黑白電影裏走出來的人物。他住在布魯克林弗拉特布什區，因為始終處於破產的狀態，一直在尋找有錢的主顧。他賭博，賭馬，基本都是輸錢。我撥通了他的手機，他聽上去像是在一個喧鬧的酒館裏，顧客們都爭相提高音量，好蓋過別人的說話聲。

“你好，哈利，現在如何呀？”我問。

“凱勒？很久不見。我嘛，在這顆人猿星球上又過了一天唄。”他非常玩世不恭地說，“我盡量假裝自己不是人，以免被關進籠子裏，建議你也這麽做。好了，說說你有什麽事，小子。”

我把案子的大致情況透露給他，讓他記下兩個名字——德雷克·西蒙斯和莎拉·哈珀，告訴他關於這兩個人我已知的信息。他記筆記的時候，我聽到盤子被擺在他桌子上的聲音，他對一個叫格蕾絲的人說了謝謝。

“你現在為誰工作？”他懷疑地問。

“一家文學代理機構。”我說。

“什麽時候文學代理開始介入這種調查了？其中肯定有不少錢可以賺吧，嗯？”

“當然，錢的事你別擔心，現在就能給你匯一部分。我還有其他的人要調查，但是我想讓你先查這兩個人。”他似乎松了口氣。

“我查查看吧。德雷克應該很好查，但是莎拉·哈珀，關於這個女人你給我的全部信息就是她1988年在普林斯頓拿了一個心理學碩士學位。沒有什麽好繼續深挖的，老兄。過幾天我給你打電話。”他向我保證再三，給了我一個銀行賬戶，然後掛了電話。

我打開電腦，給他打了一筆錢，接著重新開始思考勞拉·貝恩斯的事。

六七個月之前，一定是什麽事情觸動到了弗林，他才開始寫書。這件事一定很不尋常，有一定的重要性，令他改變了對1987年發生之事的看法。這正是他在給彼得的自薦信裏面暗示的。當達娜·奧爾森和彼得見面的時候，她可能為弗林的病情過於心神不寧，因此漏掉一些對我的調查十分重要的細節。作為調查的開始，我決定最好先和她聊一下。彼得給了我她的電話，我撥了過去但是沒有人接，於是留言說明了我的身份和來意，告訴她不久後我還會來電。不過我還沒來得及這麽做，幾分鐘之後，她就給我打來了電話。

我介紹了自己，她說彼得已經在電話裏講了我的事情，說我正在收集關於韋德之死的信息，要寫一本真正的犯罪小說。

她仍住在紐約，但是打算在一兩個星期之內搬走。她不打算賣出那間公寓，所以聯系了一個房產代理，她一離開，就把公寓租出去。她不想在住著的時候就招貼出租信息，那樣人們就會翹起鼻子在公寓的周圍嗅來嗅去、說長道短，她一想到這個就無法忍受。她把一些家具捐給了慈善機構，並著手將一些需要帶走的物品裝箱。她在亞拉巴馬州有一個堂兄，會開來一輛貨車幫她搬家。她把這些事都告訴了我，就像和朋友聊天一樣敞開了胸懷。不過她的聲音單調而機械，每句話之間有很長的停頓。

我邀她出門吃午飯，但是她執意要在家見我，所以我步行至賓夕法尼亞車站，20分鐘後，按響了她家樓門口的對講裝置。

如同所有搬家前的房子一樣，公寓被翻了個底朝天。門廳裏摞滿了用膠帶封好的紙箱，每個紙箱上都用黑色記號筆寫著裏面裝的東西，多數箱子裏都裝滿了書。

她邀我到客廳裏去，沏了茶，我們邊喝邊聊些閑事。她告訴我，“桑迪”颶風[1] 來襲時，她在加油站排隊加油，惹上一個年輕女人，打了一架，她當時真是驚魂難定。在家鄉亞拉巴馬州，她聽人講過以前的洪水與颶風——那都是些史詩般的故事——鄰裏之間豁出性命相互救助，英雄警察和消防員在大災大難中拯救老弱病殘。但在大城市裏，她對我說，在同樣的情境下，一邊是大自然的憤怒，一邊是極端環境裏互相傾軋的人們，你會懷疑到底哪邊更可怕。

她的頭發被精心修整過，皮膚保養得很好，但這些光彩都被她平庸的黑色連衣裙抵消了。猜不出她有多大，但看上去比她已故的48歲伴侶要年輕。她有一種小鎮風範，是比較怡人的那種。在她一言一行中透出的是一種古樸的教養，在她年少時，人們應該還會在大清早互致問候，真心實意地關心對方最近怎麽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