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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看了照片你發現犯人的眼睛非常對稱呢?”

“這種一般是人們常說的意外殺人,這類謀殺常常情況比較特殊,無論是誰處在那種境地都可能犯同樣的錯誤。”

“如果說,納澤·鄧布爾頓有個德高望重的牧師,他盡職盡責地為人們服務了五十年,一眾教友為表感謝組織了一場演講,在他們演講時,你發現照片中的牧師眼睛非常不對稱,這時你會得出什麽結論?”

“這人一定是妻賢子孝,薪資尚可,不問政事,遠離廟堂,與當地大人物相處甚歡,還總能得其所想——他沒有任何殺人動機。”

“你這不是自相矛盾嗎?”

“哼!”哈勒姆一臉嫌棄地說,“跟你講道理簡直是對牛彈琴,白瞎了我的好理論。”他起身準備離開,想了想又說,“我還以為律師會很樂意學些辨認陌生人的技巧呢!”

“你只是在荼毒一顆純潔的心靈,”羅伯特毫不留情地抨擊他,“以後我再也沒辦法客觀地審視我的客戶了,肯定總惦記著人家眼睛的顏色和位置。”

“嗯,這也算是一種收獲,你也是時候面對現實了。”

“謝謝你特意來告訴我‘法蘭柴思事件’的進展。”羅伯特收斂情緒,認真地說道。

“要是給你打電話,”哈勒姆說,“估計全鎮的人都該知道了。”

“無論如何,非常感謝!我必須立刻告訴夏普母女。”

哈勒姆離開後,羅伯特拿起電話。

正如哈勒姆所說,他不方便在電話裏講太多,只能告訴她們情況比較樂觀,他會立刻趕去與她們會面,這樣應該能讓她們寬寬心。而且——他看看手表——這個時間點夏普老太太一般都在休息,也許他能避開這個老巫婆,而且他還存了點兒小心思,希望能有機會和夏普小姐促膝長談一番。

但是,電話無人接聽。

他不屈不撓地撥了足足五分鐘的號,撥得總機的接線員十萬個不樂意,結果還是沒人接聽電話。夏普母女不在家。

就在他等著接線員撥號時,納維爾·貝內特晃了進來,他像往日一樣,穿著粉色襯衣,打著紫色領帶,裹著花呢外套,簡直是醜得天理難容,人神共憤。羅伯特邊聽電話,邊打量他,心中感慨萬千,他曾不止一次地想,如果有一天,傳統穩重的他退居二線,這個貝內特家族的小夥子成為事務所的大老板,那堂堂的布萊爾&海伍德&貝內特律師事務所會變成什麽樣子?他知道這小夥子有點兒才氣,但是要在米爾福德生活單憑一點兒才氣遠遠不夠,這裏秉承的理念是“什麽年齡做什麽事”,成年人就該有成年人的心態;而納維爾似乎一直沉迷於自己的小圈子,絲毫沒有要面對現實的打算,也許他自己也沒意識到,他仍然對這個世界充滿十足的好奇,這一點從他那張揚的穿衣風格上可以看出。

倒不是說羅伯特想讓這小夥子穿上傳統莊重的黑色西服,他自己就穿了一件灰色的花呢外套,而且他的客戶多是鄉下人,特別看不上那種一本正經的“城市”衣服(瑪麗恩·夏普打電話時一時失言,稱呼一個穿衣比較“城市化”的律師為“那個穿著條紋西裝的小矮個兒”);但是花呢也分很多種,納維爾穿的那種顯然不討人喜歡,甚至可以說讓人難以忍受。

“羅伯特,”電話還是沒打通,羅伯特只好作罷,他放下聽筒,聽到納維爾對他說,“考爾索普財產轉讓案的相關文件我已經處理好了,如果你這邊沒什麽事,下午我打算去一趟拉伯洛。”

“你不能給她打電話嗎?”羅伯特問,納維爾跟拉伯洛主教的三女兒訂婚了,訂婚儀式既簡單又時髦。

“哦,我不是去找露絲瑪麗,她去倫敦了,要在那兒待一個星期。”

“阿爾伯特音樂廳有抗議集會?”羅伯特悶悶地問,他的情緒有些低落,明明有好消息要告訴夏普母女,卻打不通她們的電話,這讓他很郁悶。

“不是,這次是在市政廳。”

“這次又是為了什麽?活體解剖?”

“有時候你真落後得可怕,羅伯特,”納維爾嚴肅而又耐心地解釋說,“如今除了幾個怪人之外,已經沒有人反對活體解剖了。這次是因為本國政府拒絕為愛國人士科托維奇提供政治避難。”

“據說這個所謂的愛國人士在自己的國家裏正在被通緝。”

“是的,他的對手在追緝他。”

“是警方在通緝他吧,因為兩起謀殺案。”

“不是謀殺,是執行死刑。”

“納維爾,你是約翰·諾克斯(著名宗教改革領袖,創辦了蘇格蘭長老會,身列日內瓦“宗教改革紀念碑”的四巨人之一——譯者注)的信徒嗎?”

“天哪,當然不是!為什麽這麽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