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德國的崛起（第4/7頁）

無論這種情況能不能得到抑制，它都不表明在世界各國之間就不能建立起一種長期有效的協商機制。有人認為，一個國家不會無條件地認同協調結果，所以只有通過強制性才能讓它接受這些既定事實。與此相關人們也看到，均勢局面④同國家間的工商業競爭非常相似，而歐洲大國之間進行協商的過程和一個托拉斯組織的運轉又十分相像。雖然歐洲的協商同托拉斯不一樣，不是把所有的成員凝聚為一個集體，但它確實把集體的意願作為歐洲政治決斷的來源，而所有的歐洲國家都應該同托拉斯裏面的成員一樣服從集體的決定。

對於奧地利侵吞土耳其兩個省份的行為，我們沒必要為它找更多開脫的借口。顯然，這種赤裸裸背棄協議的做法勢必會給整個世界的道德觀造成非常壞的影響。所有讓人能夠接受的關系，無論是金融、社會還是國際關系，都要依靠信譽為基礎，背棄了信譽便沒有了安全保障，隨著信譽的消失，騷亂便接踵而來。沒必要進行多麽詳盡的描述，我們就能想象得到依仗自己的軍事力量違反國際盟約會給國際帶來什麽樣的影響。在普法戰爭中，便上演了一次這種情形。這種局勢的出現一方面表明歐洲崛起了一個軍事強國，另一方面為同歐洲關系密切的美國敲響了警鐘，那就是無論是社會生活的哪個方面，有出色的組織能力才能使這個國家良好的發展。

作為陸上軍事力量，德國的組織有一個鮮明的特色。這種特點是，在政府的管轄之下，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都有全國性的指導機構，而這種機構取得的效果是全世界任何國家都沒有的，於是，德國才能成功地將力量凝聚在一起，無論是工商業領域還是軍事範疇。托拉斯組織作為力量的集中表現形式，它所帶來的效果毋庸置疑。在德國，政府能夠非常容易地進行各種集中，這是幾個世紀以來政治與環境影響的結果。在這種制度中，無論政府英明與否，都將自己的人民置於它的絕對統治之下。這種狀況的存在，一方面是由於德意志獨特的政府形式，另一方面是因為歷史上的德意志四分五裂，每一個邦國都規模較小，所以它的政府能夠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人們的生活。因此，種種的歷史環境造成了現今德國人的性格，這種性格促使他們能夠絕對服從政府的控制，而這種控制能力的加強，是當今所有文明國家的發展趨勢。

雖然英美兩國一直執行的是在不侵害公共權利的情況下完全自由民主的制度，但這種制度在當今卻受到了越來越多的束縛，我們往往看到，少數人的集體行為確實能夠破壞公共權利。出於自我保護意識，政府不得不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只要政府采取的措施不是對個人行為的拾遺補缺，而是對個人行為的規範引導，那麽這種措施雖然在表面上是社會主義的，其實質卻剛好相反。但是，無論在什麽時代，一個社會的種種行為都會受到不同程度的控制，以免使其產生過分的影響。並且，政府幹預也為社會注入了新的競爭活力，當某個個體或者團體的權力上升到一定程度時，它的利益就會受到集體利益的制約。而依照現在的社會主義思想，國家應該對任何社會事務都進行有效的管轄和指導，這樣下去國家就變成了一個龐大的壟斷機構，一個托拉斯，它的修正能力是其他組織沒法比的。

如今我們面臨的問題就是組織化現象日益擴大，無論從方法上還是成果上來看，德國在這方面一直遙遙領先，這就使得德國比其他國家具有更大的優勢，並能夠彌補因起步緩慢給自己的發展所造成的種種損失。在那個時候，德國在政治上十分松散，在社會、經濟和商業領域也非常落後，直到1835年，關稅同盟在德意志得以建立，解救了以前每隔幾英裏就有一個稅卡的德國工商業。普魯士在這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貢獻，這也為它日後取代奧地利成為德國的首邦奠定了一定基礎。不過25年後的1862年至1866年普魯士的政治發展卻非同尋常。當時的普魯士首相俾斯麥根本沒把議會下院放在眼裏，而議會上院則在俾斯麥的操縱下不斷頒布種種遏制議會下院的政策。

德國人一直無怨無悔地繳納各種稅款，這成了這一時期德國政治上最吸引人的一個特征，跟英國人反船只稅和美國人反印花稅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值得一提的是，普魯士的水手促成了其陸軍的組建與發展，而強大的陸軍將普魯士推上了德意志的領導台，隨著一系列的軍事勝利，一個強大的德國得以誕生。但是船只稅同樣決定著英國的優勢地位和海軍發展，何況發展海軍是英國人一貫的做法。至於印花稅，它的征收也有一定的道理，就是應用於國防。與英美兩國對比，普魯士人民在稅收方面的做法反映了他們的民族性格，他們完全服從強大的政府的支配，與此同時還保持著一定的主動性。所以我們看得出德國的政府特性同德國人民的特性是相一致的。這種一致性促成了德國的強大，但是這點並不是所有人都能看出來的。不管怎麽樣，在當今組織化的時代裏，德國政府有著成熟的對社會進行組織的手段，而德國人也服從這種組織，所以在這一方面，德國在其他國家中顯得鶴立雞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