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德國的崛起（第3/7頁）

海軍力量在權力的運用中能夠發揮重大的作用。如果一個國家的海軍力量不夠強大，那麽在海外運用其他的力量就免談，並且，海軍還需要具備隨時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發揮作用的能力。這就意味著必須擁有足夠的海軍基地，而要建立海軍基地就必須在海外占領土地，如同德國在中國炫耀武力，並迫使中國將膠州灣割讓給它。不過，按照德國首相的說法，奪取膠州灣不是偶然的、沒經過考慮的孤立行動，而是深思熟慮的結果，因為德國一直想要在遠東擁有一塊陸上基地。這番話充分表明了海軍基地的重要性，而海軍基地本身就是稱霸世界這條鎖鏈上必不可少的一環，這條鎖鏈的結構為：工業——市場——控制——海軍——基地。

這條鎖鏈完整地反映了英國海上力量成長壯大的過程，正是英國海權的成長使得英美兩國在門羅主義實施起到南北戰爭結束這一段時間裏，展開了土地占有權的爭議，並且引發了一系列沖突，就像“疲憊的巨人”這個詞說的那樣，英國漸漸無力管轄這麽大片的領土。那個時代的英國政治家也想到英國得到的已經夠多了，但是骨子裏的貪婪讓英國欲罷不能，它的工業要求開拓更多的市場，它的海軍依然傲視世界，在海上找不到對手。幸運的是，雖然英國意識到美國市場的重要性，兩國之間又沖突不斷，但在1812年英美戰爭中自己一無所獲後，英國人雖然想侵占美國領土，但是一直沒有將這種想法付諸實踐。英美兩國一直和平交往，美國人的許多要求也被英國人所接受。

上面提到的種種行為在任何一個國家行動中都能見到，從中我們看到，國家利益之間的沖突導致了各國的競爭。而這種競爭實際上是軍事實力的競爭，無論這種競爭是否能用外交手段調節，或是被國際法約束，或是處於兩個國家還是兩個集團之間。對一個國家軍事實力的判斷不能僅僅停留在物質力量的認識上，還應對國家行動產生的種種有利或者不利的影響進行評價。力量均衡就是處在天平兩端的力量既相互平衡又容易浮動，19世紀的歐洲就是這種狀況。這種狀況的發生也促使了國際協調思想的起源，就是大國必須和其他國家步伐一致，通過協調或者權力分配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當達成某種共識的時候，它就具備了合同的約束性。雖然所有的國與國之間達成的協議都具有以上性質，不過當今的協調從廣義上講是指各國之間通過雙邊交流和國際會議，進行廣泛的交流協商，從而對具體問題達成具體的解決方案。正是由於大國之間的協商，才決定讓英國、法國、意大利和俄國在克裏特島聯合駐軍，以維持克裏特島上伊斯蘭教和基督教之間居民關系的穩定。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分別希望希臘以及土耳其實現統一，並從土耳其那裏得到支援，但是當今的這種局勢使得土耳其和希臘之間的關系更加惡化，並給歐洲帶來了爆發戰爭的可能性。與眾不同的是，德國拒絕參與這種國際協調，原因是它和剛下台的土耳其蘇丹阿蔔杜勒·哈米德關系不一般。還有就是，5年前的阿爾赫西拉斯會議也是各大國之間的協商會議，通過這個會議達成了法國和西班牙在摩洛哥進行某些舉措，而這兩個國家同摩洛哥之間有直接的利益關系。通過這種會議取得的結果就其表面而言是大國間的一致認同，而不是單純依靠軍事手段取得的平衡。

軍事手段體現了強制性，而國際協商則通過比較文明的方式代替強權。值得引人深思的是，通過這種方式達成的協議常常也是軍事力量較量的結果，所產生的效力也隨著權力的變化搖擺不定。舉一個最近發生的例子，奧地利撕毀1878年的柏林條約，擅自將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並入了自己的版圖，這跟條約內容是不符的，這樣一來，柏林條約中體現的大國協商精神也成了一紙空文。在這個事件中，德國站在奧地利一方，而俄國也在德國的壓力之下同德奧兩國站在一起，放棄了原來同英法之間的合約，那就是反對任何不經過歐洲國家商議，就剝奪了土耳其對波黑兩省的正式宗主權且和塞爾維亞王國的合理意願明顯相悖的行動。由於受到德國的壓制，俄國人的憤怒之情溢於言表，沙皇在1909年10月從俄國至意大利外交旅行中，刻意繞過奧地利。波黑事件更是加重了有關國家的間隙，在這些大背景下，在巴爾幹出現任何看似普通的問題都有可能引起連鎖反應，將原本平靜的歐洲攪成一鍋粥。這場爭端直到1910年2月才畫上了句號。結果是，奧地利的軍事行動已經成為事實，它並沒有經過歐洲國家的協調。唯一值得慶幸的是，奧地利給土耳其一筆經濟補償，這剛好是被國內革命攪得焦頭爛額的土耳其政府的需要，也正是這場革命才給了奧地利可乘之機。而這種結局帶來的國際形勢要比事發之前更加緊張，國家之間的對抗重新萌動，國際協調已經變得可有可無，國家之間的信任度大大降低，幾近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