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天下第一档案庫

讓我們把日晷撥回到洪武十四年。

朱元璋在各地編造黃冊時，特別規定了存档方式：“冊成，為四本，一以進戶部，其三則布政司、府、縣各留其一焉。”

就是說，每一級官府在制作黃冊時，都要做兩份，一份上繳，一份自己留著。層層傳遞上去，最終每一本黃冊，都會形成四本一模一樣的档案。其中進呈戶部的，叫作正冊，要用黃紙當封面；剩下三本分別存在布政司、府和縣三級官府，叫作底冊，要用青紙當封面，以示區別（對封面顏色做出規定，其實是洪武二十四年才出台的規定）。

各地官府按照朱元璋的要求，緊鑼密鼓地攢造黃冊，然後一級一級匯總，裏交縣，縣匯到府，府再統一交割給布政司。最後布政司把轄區內的所有正冊打包裝車，運往京城——洪武年間，首都正在昔日的金陵城。

幾十條長龍似的車隊，從四面八方向京城馳來，魚貫駛入正陽門。正陽門位於京城南邊，是國門所在，孝陵大祀牲牢、國學二丁祭品、戶部糧長勘合皆從此而入。你看，大車上那層層疊疊的黃冊簿子，像極了一塊塊夯實大明基礎的磚塊。

這些黃冊運至京城後，戶部會先把它們鋪在祭天的祭壇下面，鄭重其事地進行薦天之禮，然後將其收藏起來。

這個盛景，豈不是象征著萬川歸海、中央權威無遠弗屆嗎？

看到此情此景，朱元璋很是心滿意足。可沒過多久，他便意識到一個麻煩。

問題正出在“收藏”二字。

洪武初年，各地直隸、府、州、縣並十三布政使司，一共送來了五萬三千三百九十三本，包括民、軍、灶、匠等諸類戶籍，天下虛實盡在此。

這麽多本档案，該放哪兒呢？

這個數字看著嚇人，歸攏到一起卻不會占多少地方。明代中期有個藏書家範欽，在家裏建起一座“天一閣”，能裝七萬多本書。堂堂大明，在京城建個存放黃冊的小閣樓，算得了什麽？

可是賬不能這麽算。

這五萬三千本書，只是洪武十四年的黃冊正冊總數。黃冊每十年就要重新攢造一次，隨著經濟發展，每期數量只會越來越多。比如弘治十五年（1502年），各地上繳的黃冊，已經增加到了六萬七千四百六十八本。

黃冊舊档不會銷毀，新档源源不斷地進來。每十年就會新增六七萬冊，這麽日積月累下去，將是一個非常可怕的數字。

再者說，黃冊屬於政府機密，一旦遺失或被人篡改，就會引發無窮麻煩。它的收藏地點，一定得杜絕閑雜人等亂入。

更頭疼的是，档案都是紙本，這麽多易燃品堆在一起，來個火星，劈個閃電，就能燒成連營之勢，太危險了；就算沒有火災，常年蟲蛀鼠嚙、水浸潮漚，對档案也是毀滅性打擊。

因此對朝廷來說，黃冊的收藏地點，必須足夠大、足夠近、足夠安全，還得便於管理。在京城這寸土寸金的地方，要隔離出這麽一大片地方，有點難度。

朱元璋思來想去，把目光緩緩投到了京城太平門外那一片叫後湖的水域。

此時的後湖，周長大約有四十裏，不足全盛時的三分之一，四周被石頭城、鐘山、覆舟山、幕府山環繞。湖心有五座人造島嶼，號稱“五洲”，分別是老洲、新洲、趾洲、長洲和麟洲，對應如今的環、櫻、菱、梁、翠。（為敘述方便，接下來以如今稱呼行文。）

這五座島嶼，最早可以追溯到南朝宋。當時宋文帝疏浚後湖時，用挖出的湖泥堆起了三座大島，用海上三座神山來命名，即梁洲、環洲和櫻洲的前身。它們個個來頭不小，比如環洲之上有郭璞衣冠冢，梁洲是昭明太子編撰《文選》之處，櫻洲是囚禁李煜之地，無不底蘊深厚。

後湖的外圍，南有覆舟山、雞籠山，東有鐘山、青溪，西有盧龍山、石頭城，北有幕府山，無論風水還是風景，都是極好的。

朱元璋是個實用主義者，他對這掩映如畫的勝景毫無觸動，對湖心五洲的格局卻大感興趣。

這裏實在太適合修黃冊庫了。

湖心的五塊洲陸，湖水環伺，只能靠行船往來。在這裏修起黃冊庫，既方便隔絕閑雜人等接近，也有利於防火。而且後湖周回不長，外圍再加一圈衛兵，便可以形成一個與世隔絕的雙重禁區。關鍵是，這裏離京城特別近，想調閱取档，立馬可至，極其便當。

用時人的話說：“後湖之廣，周遭四十裏，中突數洲，斷岸千尺……此誠天造而地設者也。”

這麽一個地形上天然隔絕，又距離中樞咫尺之遙的好地方，只當風景看實在太浪費了。

早在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朱元璋就修了一道從太平門到台城的城墻，斷開了湖水和覆舟山、雞籠山的聯系，隨後又在鐘山瀕湖之處，修起一座太平門，門外修起一條湖頭路，也叫太平堤。他在洪武六年（1373年）將城墻加高、加厚，防止有人居高臨下，窺探湖中，又整修堤壩，隔絕了外人循鐘山入湖的通道。洪武十九年第三次改造，向北修建新城墻，完全斷開了後湖西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