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筆與灰的抉擇 婺源龍脈保衛戰（第5/18頁）

程世法出身於湘公程氏，自然從大族立場去看待問題。反正自家是做生意的，農民收成如何，哪裏及得上龍脈存亡重要。

譚昌言久為父母官，對基層情況心知肚明。不過他想要的，不是燒灰的實情，而是一個說得過去的封禁理由，來證明龍脈和科場的關系。

沒想到程世法連這個理由也準備好了。

婺源燒灰業是何時開始的呢？程世法打聽到了一個確切的時間——嘉靖四十三年。在這一年，婺源有程姓與胡姓兩戶人家跑到船槽嶺下，開窯燒灰，很快其他居民也紛紛跑來效仿，一時間鑿遍了龍峽正幹與左右支脈。

婺源的老人們一聽“嘉靖四十三年”這個時間，無不眼皮一跳。

嘉靖四十三年，對婺源來說絕對是記憶深刻的一年。在那年的十二月二十四日，百余名來自處州、衢州、金華等地的造反礦工殺入婺源境內，四處為盜。

礦工在那個時代是最有戰鬥力的群體，身強力壯，紀律性強，又吃得起苦。就連戚繼光招募戚家軍，都要從礦工裏選拔，可想而知這支流賊有多兇悍。一百名礦工，戰鬥力恐怕相當於千人的地方團練。

婺源小小一縣，完全束手無策，只好任憑這夥流賊四處燒殺搶掠。這些礦工後來和其他流賊合夥，氣焰十分囂張。當時的婺源知縣忍無可忍，派兵去圍剿，反被擊潰。流賊們殺至縣城弦高鎮，打死一個指揮，又焚燒北門突入，恣意劫掠，整個縣城化為一片廢墟，整個徽州為之嘩然。

後來還是徽州府從金衢道借兵圍剿，才算是將其撲滅。這次寇亂持續了兩年之久，給婺源留下了極其慘痛的記憶。（徽州府借兵這事，還牽涉另外一起公案，請看《徽州絲絹案始末》。）

程、胡兩家開挖船槽嶺是在嘉靖四十三年夏季，到了年底就爆發了寇亂。龍脈一損，立刻給婺源帶來了血光兵災，兩者之間的關系還不夠明顯嗎？

程世法還特別指出，自從開挖船槽嶺，婺源境內災害頻頻，有兵燹、飛蝗、久旱、洪澇，甚至還趕上兩次山體滑坡。可見船槽嶺的龍脈不只關乎縣學文氣，還與整個婺源的氣數密切相關。

其實在船槽嶺燒灰之前，婺源碰到的災難一樣不少。但程世法有意把嘉靖四十三年之後所有的壞事，都說成龍脈被毀的結果，一項一項排比開列，聽上去確實挺聳人聽聞。

這麽一說，龍脈安危不只影響科場成敗，還攸關整個婺源縣的福禍，那些對科舉不大感興趣的百姓，必然也會為此緊張起來。有這麽一個理由，就足可以爭取到足夠的輿論支持，讓官府直接宣布保龍禁灰了。

不過知縣譚昌言沒有立刻從諫如流。他和程世法身份不同，看待問題的方式自然也不一樣。身為本縣主官，譚昌言考慮更多的是婺源局面的穩定。

禁絕灰戶們燒灰簡單，但他們一旦生計斷絕，就會聚眾鬧事，甚至淪為流賊。萬一釀成嘉靖四十三年那種暴亂，從老百姓到官員都要倒黴。一個負責任的官府在推行政策時，一定會準備好相應的疏導方案，簡單粗暴地一禁了之，卻不去想後續應對措施，那叫顧頭不顧腚。

因此婺源官方在下達禁令之前，還得給灰戶們留出一條活路來。

這條活路，譚昌言早已經想好了——官贖。

船槽嶺一帶有很多私地，張家占了這個山頭，李家占了那個山頭。那些山民持有地契，都是合法私產。根據程世法的調研，灰戶們之所以如此大膽肆意，正是因為灰窯都設在私人山地內，自家地盤，我想挖啥誰也管不著。

而官贖的做法是：由婺源縣衙出面，以官方身份贖買山民們的地契，把船槽嶺附近散碎的私地變成一整塊官地，這樣官府實行禁灰政策，便名正言順了。而灰戶們賣地換得銀錢，去買田也罷，去跑商幫也罷，有了活路，自然也就不鬧了。

至於買山的經費來源，也不是問題。

這筆回購費用，叫作“捐俸”，名義上是譚知縣感念民眾貧苦，毅然捐出自己的俸祿。其實一個知縣一年俸祿才九十石米，根本不夠。譚昌言只是做出一個表率，真正出大頭的，是婺源當地的大族鄉宦們。

這是明代一個很流行的做法，一逢災年，常有知縣、知府帶頭捐俸，賑濟災民，當地士紳“感於”義舉——或者叫迫於壓力——也會紛紛捐銀輸糧。

在婺源縣看來，你們有錢人既然想保龍脈，付出點代價也是應該的。

譚昌言是個謹慎的人，他覺得需要給灰戶那邊也提前通個氣，留點緩沖期。於是譚知縣委托程世法二次進山勘探，給那些灰戶開了個吹風會，說官府準備購買你們手裏的地契。

程世法很快回報，灰戶們的反應很積極，無不“歡呼祝頌，樂為還結，慕義願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