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新樣式的更替（第4/6頁）

他不知道，遙遠的故鄉遭受了災荒。他的結發妻子趙五娘艱難地挑起了贍養公婆的重擔。公婆死後，趙五娘剪賣自己的頭發埋葬了老人，並把老人臨終前的容貌畫下來背在背上，手抱琵琶，一路彈著行孝的曲子，長途行乞，上京尋夫。

蔡伯喈在京城也一直思念著老家，牛小姐向父親要求，讓自己和蔡伯喈一起回去省親，牛丞相答應派人去把蔡伯喈父母和趙五娘接來。

其實，趙五娘已經來到了京城。她尋到了狀元府，向牛小姐敘述了全部遭遇，牛小姐深為感動。蔡伯喈知道父母雙亡，十分悲痛，準備辭官回鄉掃墓。皇帝得知此事，旌表了蔡伯喈、趙五娘、牛小姐，以及蔡伯喈的已亡父母。

《琵琶記》是一部比較復雜的作品，它的多義性引發了不同人士的不同感受。有人認為全劇都在做反面文章，假頌真罵，甚至“全傳都是罵”；也有人看到怨，（徐渭：“《琵琶》一書，純是寫怨：蔡母怨蔡公，蔡公怨兒子，趙氏怨夫婿，牛氏怨嚴親，伯喈怨試，怨婚，怨及第，殆極乎怨之致矣！”）也有人看到作者高明對於上層政治人物的影射；（姑舉兩例。鈕琇《觚》稱：

《琵琶記》所稱牛丞相，即僧孺。僧孺子牛蔚，與同年友鄧敞相善，強以女弟妻之。而牛氏甚賢，鄧原配李氏，亦婉順有謙德。鄧攜牛氏歸，牛李二人各以門第年齒相讓，結為姊妹，其事本《玉泉子》。作者以歸伯喈，蓋憾其有愧於忠。而以不盡孝歸之也。

粱紹壬《兩般秋雨庵隨筆》載：

高則誠《琵琶記》，相傳以為刺王四而作。駕部許周生先生宗彥嘗語余雲：“此指蔡卞事也。卞棄妻而娶荊公之女，故人作此以譏之。其日牛相者，謂介甫之性如牛也。”余曰：“若然。則元人紀宋事，斥言之可耳。何必影借中郎耶？”先生曰：“放翁詩雲：‘身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唱蔡中郎。’據此，則此劇本起於宋時，或東嘉潤色之耳。”然則宋之《琵琶記》為刺蔡卞；元之《琵琶記》為指王四，兩說並存可也。

有人甚至進一步考索，“琵琶”二字上包含著四個“王”字，因此可以構成影射“王四”的證據（田藝衡：《留青日劄》）。這種考索、猜測，背離了藝術研究的本旨。焦循《劇說》曾有駁斥。）而皇帝朱元璋看到的，竟是比“四書五經”還要高的教化價值，明代黃溥言的《閑中今古錄》記載了這位皇帝對這部劇作的推許：

元末永嘉高明字則誠，登至正元年進士，歷任慶元路推官，文行之名重於時。見方國珍來據慶元，避世於鄞之櫟社，以詞曲自娛。因劉後村有“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唱蔡中郎”之句，因編《琵琶記》用雪伯喈之恥。洪武中征辟，辭以心疾不就。使復命，上曰：“朕聞其名，欲用之，原來無福。”既卒，有以其記進，上覽畢曰：“《五經》《四書》如五谷，家家不可缺，高明《琵琶記》如珍羞百味，富貴家豈可缺耶！”其見推許如此。

《琵琶記》也曾遭到過一些高水準的評論家如李卓吾(1527—1602)、徐渭、李漁(1611—1680)的批評。例如，李卓吾針對蔡辭官不成而棄父母於鄉間的行徑，批道：“難道不能走一使迎之？”徐渭對《琵琶記》的評價不低，但也曾針對牛丞相不讓蔡回家省親的情節批道：“難道差一人省親，老牛也來禁著你？”李漁更是順著這條思路批評道：“子中狀元三載而家人不知，身贅相府享盡榮華，不能自遣一仆，而附家報於路人”等情節，“背謬甚多”。

既然統治者把《琵琶記》看成是禮教經典，那麽，評論家們指出的種種破綻，其實也就是禮教本身的破綻。

孝順父母本來是一種人間美德，但作為封建禮教中的“孝道”，卻帶有很大的表演性質，因此也夾雜著虛假。在《琵琶記》中，蔡伯喈遠離父母去趕考，使家庭因失去了唯一的男青年而經不起風吹浪打，理由是，在家贍養父母只是“小孝”，揚聲立名才是“大孝”。因此他把“小孝”的重擔全部留給了妻子，幾乎沒有對父母有過任何具體的幫助。在京城考上狀元後再度結婚，是因為是皇帝的旨意，他要做到“忠孝兩全”……

對於這個形象，即使在當時的觀眾中也很少有人會真正喜歡和尊重，這可能是出乎高明意料之外的。但是劇作家在這個形象中也取得了一個不小的精神成果，那就是否定了《趙貞女》等劇作把科舉制度造成的無數家庭破碎，全都怪罪於“負心漢”的思路。高明從自己的經歷和觀察中早就領悟到，許多被民間社會指責的“負心漢”其實不必承擔那麽大的責任，他們的很多行為是無可奈何的，責任在於一個大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