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新樣式的更替（第3/6頁）

與其他許多南戲劇目一樣，《拜月亭》在藝術處置上的一個明顯缺陷是拖沓、冗長，穿插過多。戲開頭到戲結尾都出現了的那位左丞相的兒子，在全劇發展的中途也曾幾次出現，因為與蔣、王愛情主線頗相遊離，顯得有點糾纏。考之戲劇家的本意，大概是想把這個在戰亂中發生的愛情故事，與上層政治鬥爭直接聯系起來，以提高它的社會歷史格調。這種追求無可厚非，但由於藝術腕力欠缺，未能把兩方面有機地融合起來。這種融合，將由清代的歷史劇作家來完成。

四、《殺狗記》

無論在內容還是在形式上，《殺狗記》（《殺狗記》全名為《楊德賢婦殺狗勸夫》。焦循《劇說》稱：“《殺狗》俗名《玉環》，徐仲由作，仲由淳安人，洪武中征秀才，至藩省辭歸。有《巢雲集》，自稱曰，‘吾詩文未足品藻，惟傳奇詞曲，不多讓古人。’”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亦有記載。徐渭《南詞敘錄》中曾記有“宋元舊篇”《殺狗勸夫》《殺狗記》可能由此改編而來。）都要比上述三個戲萎弱得多。

說的是兄弟兩人，兄長當家，卻喜歡結交市井無賴，弟弟相勸反被趕出家門。嫂嫂明理，把一條死狗裝成人樣立於自家門口，兄長回家大驚失色，去央求那幫市井無賴幫助掩埋，市井無賴們不但不幫，反而商量著向官府告發，而弟弟卻向官府自首，說門口死人的事只與自己有關。等到真相大白，兄長和官府都感動了。

顯然，這是一出頗為淺陋的勸誡劇，貶斥了一個家長、一群損友，褒揚了一個弟弟，一個嫂嫂，但總體顯得勉強。

觀眾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接受這個戲，並不是接受這個戲的主旨。他們只是在這裏找到一種有關正常家庭倫理的寄托，借以鞭笞一下壞家長、壞朋友。

“荊、劉、拜、殺”四劇，略如上述。

《曲海總目提要》指出：

元明以來，相傳院本上乘，皆曰“荊、劉、拜、殺”。……樂府家推此數種，以為高壓群流。李開先、王世貞輩議論，亦大略如此。蓋以其指事道情，能與人說話相似，不假詞采絢飾，自然成韻，猶論文者謂西漢文能以文言道世事也。（黃文旸《曲海總目提要·白免記》。）

“荊、劉、拜、殺”四劇，在廣泛傳流的過程中幾經修改，成了南戲向傳奇衍變的溫床。因此，人們既把它們稱作四大南戲，又把它們稱作四大傳奇。在南戲向傳奇衍變過程中起到更令人注目的作用的，是《琵琶記》。

五、《琵琶記》

《琵琶記》在中國戲劇史上的地位，比它所達到的實際成就要高一些，因為它是明、清兩代傳奇創作的正式開啟點。

《琵琶記》的作者是浙江瑞安人高明（約1305—1359），字則誠。他受到過程朱理學的充分濡養，又歷盡仕途滄桑，終於辭去官職，在浙江寧波城南一個叫“櫟社”的地方隱居起來，開始了戲劇創作生涯。

《雕邱雜錄》載：

高則誠作《琵琶記》，閉閣謝客；極力苦心歌詠，久則吐涎珠不絕，按節拍則腳點樓板皆穿。

周亮工《書影》記：

虎林昭慶寺僧舍中，有高則誠為中郎傳奇時幾案，當拍處痕深寸許。

這些記載不無誇張，未可盡信，但他在創作《琵琶記》時的苦心孤詣，也可想見一二。

高明把這樣一闕《水調歌頭》寫在《琵琶記》的開頭，作為破題：

秋燈明翠幕，夜案覽蕓編。今來古往，其間故事幾多般。少甚佳人才子，也有神仙幽怪，瑣碎不堪觀。正是：不關風化體，縱好也徒然。

論傳奇，樂人易，動人難。知音君子，這般另做眼兒看。休論插科打諢，也不尋宮數調，只看子孝與妻賢。驊騮方獨步，萬馬敢爭先？

這闕短短的詞，相當系統地闡述了他的文藝觀。

在他看來，文藝的主題應該關及“風化”，崇尚“子孝妻賢”，否則其他方面再好也毫無用處。

在他看來，文藝的題材應該從“才子佳人”、“神仙幽怪”的陳套裏解脫出來，因為這些瑣碎不堪的題材無以表現風化豐題。

在他看來，文藝應該“動人”而不是“樂人”，即應該追求情感上的震動和陶冶，反對淺薄的“插科打諢”，也反對“尋宮數調”。

可見，這是一種極為正統和刻板的封建禮教文藝觀。但是，當他真正進入創作，筆端表現出來的一切又沒有這篇宣言那樣討厭。顯然，這是他的生活經歷和內心憂傷在起作用了。

《琵琶記》的故事與上文所述《趙貞女》是同一題材，但旨趣大不相同，尤其是男主人公蔡伯喈，幾乎是徹底翻案了。

《琵琶記》中的蔡伯喈，辭別白發父母和新婚妻子上京應考中了狀元，皇帝下旨要他與牛丞相的女兒結婚。蔡伯喈說明自己已經娶妻，家有父母需要侍奉，因而要辭官、辭婚。皇帝和丞相極力促成婚事，蔡伯喈只得懷著思鄉之情與牛小姐結了婚，做起京官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