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由岑寂到中興

由於朱明王朝的思想鉗制，藝術家的精神自由被嚴重剝奪，明代初期出現了時間不短的一個“文化黯淡期”。

當時得勢的一個文化怪胎，是所謂“台閣體”。楊士奇(1365—1444)、楊榮(1371—1440)、楊溥(1372—1446)這些人，連任相位數十年，高坐權位而為文作詩，內容無非歌功頌德，點綴升平，表面“雍容典雅”，實則萎弱不堪，陷入了文藝的末路。企圖糾正“台閣體”的另一位宰相李東陽(1447—1516)也未能根本上脫去這種格調。這些人都主宰天下文柄，無數學人翕然宗之。

時間一長，也有人對此提出了不滿，例如李夢陽(1473—1530)、何景明(1483—1521)、徐禎卿(1479—1511)、邊貢(1476—1532)、康海(1475—1540)、王九思(1468—1551)、王廷相(1474—1544)這些人就主張從古代擷取博大的氣勢來療救當日文壇，提出了“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口號，人稱“前七子”，以與後來活動於嘉靖、隆慶年間的“後七子”相區別。秦漢盛唐的文化氣象當然令人仰慕，但那畢竟已是遙遠的陳跡，靠著亦步亦趨的摹擬和追憶，當然無法從根本上進行療救。

在這種情況下，戲劇，當然也很不景氣。在《琵琶記》和“荊、劉、拜、殺”之後，傳奇創作乏善可陳，出現過將近一個世紀的黯淡歲月。

戲劇領域也出現了類似於“台閣體”的作品，邱濬(1421—1495)的《五倫記》和邵燦的《香囊記》便是其中的典型。

《五倫記》全稱《五倫全備忠孝記》，作者邱濬是當時顯宦，廣東瓊山（今屬海南）人，1454年中進士，後來拾級上升，直至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這樣的高位在劇作家中是不多見的，即便進士及第，在元代也極為罕見。但在明代，以進士及第而做官的戲劇家卻不少。計有：王九思（弘治九年進士，吏部郎中）、康海（弘治十五年狀元，翰林院修撰）、楊慎（正德六年狀元，翰林院學士）、陳沂（嘉靖二年進士，吏部尚書）、李開先（嘉靖八年進士，提督四夷館太常寺少卿）、胡汝嘉（嘉靖八年進士，翰林院編修）、秦鳴雷（嘉靖二十三年狀元，南京禮部尚書）、謝讜（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江蘇泰衡縣令）、汪道昆（嘉靖二十六年進士，兵部左侍郎）、王世貞（嘉靖二十六年進士，刑部尚書）、張四維（嘉靖三十二年進士，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顧大典（隆慶二年進士，福建提學副使）、沈璟（萬歷二年進士，光祿寺丞）、陳與郊（萬歷二年進士，提督四夷館太常寺少卿），屠隆（萬歷五年進士，吏部主事）、龍膺（萬歷八年進士，南京太常寺卿）、鄭之光（萬歷八年進士，南京工部郎中）、湯顯祖（萬歷十一年進士，南京禮部主事，光祿寺丞）、謝廷諒（萬歷二十三年進士，南京刑部主事）、王衡（萬歷二十九年榜眼，翰林院編修）、施鳳來（萬歷二十五年榜眼，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阮大鋮（萬歷四十四年進士，吏科都給事中）、魏浣初（萬歷四十四年進士，參政），葉憲祖（萬歷四十七年進士，南京刑部郎中）、範文若（萬歷四十七年進士，南京兵部主事）、吳炳（萬歷四十七年進士，戶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黃周星（崇禎十三年進士，戶部主事）、來集之（崇禎十三年進士，兵部主事）。明代劇壇的狀態，必然與劇作家們的身份、氣質有關，在這類名單上細加研究，會大大增加對戲劇社會學的興趣的，故錄而備考。）在中國戲劇史上，《五倫記》一直是以令人討厭的反面形象出現的，即便是明代，多數有識之士也已經受不住它的說教。例如明代戲曲家徐復祚就說它“純是措大書袋子語，陳腐臭爛，令人嘔穢”，（徐復祚：《三家村老委談》。）可見厭惡之深了。王世貞也說“《五倫全備》是文莊元老大儒之作，不免腐爛”，口氣比徐復祚婉和一點，但鄙棄之情不減。

《五倫記》的情節，讓人覺得眼熟，只是它組接成了一個“全備”。

例如，一個醉漢死了，曾經與他爭吵過的伍家三兄弟成了嫌疑對象。母親到公堂作證，只說可讓二兒子抵命，其實正是二兒子是母親的唯一親生。

接下來，當然是查明真相，感動官方。三個兒子一起進京趕考。大兒子高中狀元後出於忠心，不斷向皇帝進言，結果引起皇帝不悅，貶謫邊陲。大媳婦因要在家侍奉婆婆不能跟隨，但為了傳宗接代她主動為丈夫娶了一個偏房。偏房去邊陲的途中被夷狄將領所垂涎，立即投井自殺。不久大兒子也被夷狄所俘，他的兩個弟弟和仆人趕去要替他而死，由此感動夷狄，歸順禮儀之邦。

母親在家病重，兩個兒媳婦割自己的肝、肉在治療，卻仍然無救。兄弟在外覺得仕途不是歸宿，奏準回鄉，得知自己的老師已經成仙，伍家的已亡人也都登了仙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