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由岑寂到中興（第3/4頁）

在結構上，由於林、高兩方很少有機會正面沖突，《寶劍記》采用了兩方在循環往復間互相給對方制造危險情景的手法，步步推進，效果反而強於正面沖突。

在風格上，《寶劍記》快人言直，擲地有聲。借林沖之口，既怒斥奸臣“致使百姓流離，幹戈擾攘”，又針對皇帝責問“我不負君恩，君何負我？”並處處為叛逆辯護，呼喚反抗。於是，一種生命的力度，又在劇場擡起頭來。

二、《鳴鳳記》

《鳴鳳記》的編寫和演出，是明代的一件文化大事。

它寫的是一場真實地發生於當時的政治鬥爭，劇成之時，這場政治鬥爭實際上還沒有完全結束。因此，它對於廣大市民的吸引力可想而知。它的作者，相傳是這場鬥爭的直接參加者王世貞(1526—1590)或他的門人，王世貞在當時政治、文化領域的重要性，更擴大了它的影響。

焦循《劇說》中有一段有趣的記載：

相傳《鳴鳳》傳奇，弇州（弇州，即王世貞。世貞字元美，號鳳洲，別署弇州山人。江蘇太倉人，官至刑部尚書，多年文壇領袖。）門人作。惟“法場”一折，是弇州自填詞。初成時，命優人演之，邀縣令同觀，令變色起謝，欲亟去。弇州徐出邸抄示之曰：“嵩父子已敗矣。”乃終宴。

這裏所說的“嵩”，即嚴嵩(1480—1567)，荼毒國計民生的一代奸相，《鳴鳳記》就寫一批志士仁人不屈不撓地與他和他的兒子、爪牙進行鬥爭的故事。這個戲編演得那樣及時，連那位應邀來看戲的縣令還不知道嚴嵩已經垮台，竟不敢看下去；直到王世貞拿出那份邸抄，他才把戲看完。

《鳴鳳記》不僅使當時的人看了坐不住，而且在半個世紀之後還能使觀眾再起手刃嚴嵩之意。嚴嵩下台與《鳴鳳記》上演都在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而直到萬歷三十八年（1610年）呂天成還在《曲品》中指出：“《鳴鳳記》記諸事甚悉，令人有手刃賊嵩之意”。

從侯方域(1618—1655)的《馬伶傳》看，《鳴鳳記》直到明朝末年仍然是戲劇界最常演的劇目之一。《馬伶傳》說，明末有個大鹽商同時請來兩個戲班子演戲，都演《鳴鳳記》，對面擺開，比較優劣。漸漸，觀眾都去看由姓李的演員演嚴嵩的那個戲班子了，而對面由姓馬的演員演嚴嵩的戲班子，則沒什麽人看。從此，姓馬的演員潛身匿跡，不知去向。三年之後，這位姓馬的演員竟又來要求大鹽商再搞一次對峙性的比較演出，一演，他竟變成了一個惟妙惟肖的活嚴嵩，把姓李的演員比下去了。問其究竟，他說了三年來令人感動的一段經歷：

固然，天下無以易李伶，李伶即又不肯授我。我聞今相國某者，嚴相國儔也。我走京師，求為其門卒三年，日侍相國於朝房，察其舉止，聆其語言，久乃得之。此吾之所為師也。

為了演像嚴嵩，竟毅然投到當今相國門下當走卒三年，體察一個奸相的舉止動作，這種嚴謹的藝術態度，令人驚嘆。這段記載還說明另一個問題：《鳴鳳記》直到明代滅亡之際都是一出熱門戲。之所以熱門，是因為嚴嵩式的官僚依然在朝。“今相國某者，嚴相國儔也”。這一令人痛心的歷史現象，既給馬伶帶來了體察的便利，也說明了《鳴鳳記》具有長久吸引力的社會原因。

《鳴鳳記》以濃重的色調渲染出了一種悲壯美，上承《趙氏孤兒》，下啟《清忠譜》，是中國戲劇史上那條表現浩然正氣的長鏈中的一環。

劇情比較分散、人物比較駁雜，是它的一個缺點；但由於把正邪善惡兩大營壘劃分得非常清楚，人們仍然可以從分散和駁雜中獲得鮮明的總體感染。

例如，“文華祭海”一出中，皇帝要宰相嚴嵩任命官員前去剿滅倭寇，嚴嵩怕哪位猛將征剿成功後很難管制，竟派了完全不懂軍事的幹兒子趙文華去。趙文華殺了一些無辜的百姓，冒充倭寇的首級到朝廷領賞，最後竟然要把誦經和尚也殺了，因為一顆頭可換來五十兩銀子。這樣的惡行，由戲劇家在舞台上集中表現，自然在觀眾心中構成了強大張力。

有時，一個小小的插曲都能激起觀眾的憤怒。例如劇中寫到一個唱曲行乞的瞎女人，骨瘦如柴、哀聲可憫，被人詢問，這個瞎女人的回答是：

奴家原是揚州商人李氏之女，父親在京開了個緞匹官店。嚴世蕃在店前經過，見奴姿色，強逼為妾。父親既死，家財盡被擄占。今世蕃有一十六個愛妾，見奴色衰，萬般淩虐。他正妻懷恨昔日寵愛，將奴刺瞎雙目，趕出抄化。

由於把那個罪惡的巢穴表現得十分透徹，正面的反抗行為也就有了充分的情理依據。武將楊繼盛因揭發嚴嵩的黨羽反遭迫害，他的夫人在臨刑前趕到，為丈夫滿斟別酒一杯，然後取出祭文一篇，跪地而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