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新樣式的更替（第2/6頁）

《荊釵記》企圖得到來自上層和下層的雙重肯定，從效果看，體現下層人民願望的一面更濃重一些。

這個戲在藝術上，弊病是男女主人公所采取的每一個重大行動都缺少有說服力的內心依據；長處是充分運用了橫向對比和縱向起伏相結合的技法，使得這一長達四十八出的大戲一直保持著吸引力，讓人看得下去。

二、《白兔記》

比《荊釵記》更強烈地展示離亂之苦的，是《白兔記》。（《白兔記》現存三種版本，一為明代富春堂刊本《劉知遠白兔記》，一為汲古閣刊本《白兔記》，一為明成化年間刊本《劉知遠還鄉白兔記》（1967年在上海嘉定縣一墓葬中出土）。三種版本有多方面的區別，但故事情節基本相同。相比之下，明成化年間刊本可能比較接近早期的演出本。）

《白兔記》借用了兵荒馬亂的五代時期的一個題材，經後代作者大幅度的虛構，編排而成。

劉知遠外出投軍，妻子李三娘留在家中，卻受到哥嫂的百般虐待，連新生的嬰兒也難以存活，只得托一位好心的老雇公把嬰兒帶給劉知遠。但是，劉知遠已經再婚，把李三娘忘了。

李三娘既失去了丈夫，又失去了兒子，孤苦伶仃一人繼續苦熬著。她在井旁嘆道：“一井水都被我吊幹了，……淚眼何曾得住止。”十六年後的一天，一頭白兔竄到井旁，後面跟追的是一名正在射獵的少年公子，他就是李三娘十六年前送走的親生兒子。兒經問答，一家終得團圓。

這個戲，褒貶揚抑的態度十分鮮明，而標準卻是民間化的，因此社會意義超過《荊釵記》。

在藝術上，它通過大幅度的人生跌宕，加固了戲劇性，卻又質樸無華，富於生活氣息。故事緊湊，人物鮮明，較多地表現了普通觀眾的審美習慣。隨著這一優點同時而來的弱點，是語言上的平直粗疏，有欠錘煉，其他方面也頗多草率之處。

三、《拜月亭》（又名《幽閨記》，據何良俊《四友齋叢說》載，為元人施惠（君美）所作。關漢卿曾作雜劇《拜月亭》（全名《閏怨佳人拜月亭》，）南戲《拜月亭》是以雜劇《拜月亭》為基礎創作的。）

又是一幅兵荒馬亂的畫面，又是一個流亡離亂的故事。

在一場戰爭中，逃難的蔣家兄妹和王家母女都走散了。在呼喚尋找中，兩個女孩子由於名字諧音而回應，結果造成互相置換：蔣家妹跟隨了王母成為義女，王家女兒跟隨了蔣兄結為夫妻。只是王父不允，夫妻兩分。

後來蔣兄考上狀元，王父將女相嫁，才發現這是一對被自己拆散的夫妻；而義女蔣妹，則嫁給了一位武狀元，居然也是熟人。

此劇的成立，大半是靠巧合，而且是層層疊疊的巧合。這在一般戲劇中會顯得牽強，但在一個徹底離亂的環境裏，一種連最簡單的通信也沒有的逃難長途中，依賴巧合成了唯一的人生希望，因此，藝術上的巧合遊戲，也比較能夠被理解。

巧合的發現，常常是拜月祝祈時的自言自語被人聽到。這也是那種離亂生活造成的：逃難中的人們不便互訴底細，卻又經常祝祈。

巧合和發現的手法有時也滑出了能夠容忍的邊界，例如戲的最後兩個女子分別嫁給兩個狀元的巧合，就太虛假。

在情節設置上，一般同題材的作品總會在悲歡離合中鋪展善惡兩方的對峙交鋒，《拜月亭》基本上沒有走這一條路，而是表現了人們在離亂中的共同不幸，這對戲劇藝術來說很不容易。在劇中，人們都在戰塵中奔逐掙紮，但都又盡量地互相扶助。不管是在崎嶇荒途、小小客店，還是在月夜庭院、綠林山寨，處處都透露出一種人與人之間的溫和關系。就連男女主人公在荒路客店遇到尷尬，也立即會有一種通情達理的聲音在耳邊響起，說話的是店主人，其實是代表著民間社會的一種精神互助。（《拜月亭》第二十二出“招商諧偶”中，客店主人對女主人公說了如下一段剖白情理的話：“小姐在上，老夫有一言相告。男女授受不親，理也，嫂溺援之以手，權也。權者反經合理之謂。且如小姐處於深閨，衣不見裳、言不及外，事之常也。今日奔馳道途，風餐水宿，事之變也。況急遽苟且之時，傾復流離之際，失母從人二百余裏，雖小姐冰清玉潔，唯天可表；清白誰人肯信，是非誰人與辨？正所謂昆岡失火，玉石俱焚。今小姐堅執不從，那秀才被我道了幾句言語，兩下出門，備不相顧，若遇不良之人，無賴之輩，強逼為婚，非惟玷汙了身子，抑非所配非人，不若反經行權，成就了好事罷。”）這種素昧平生的溫和關系與嚴峻的離亂背景構成了一種強烈的“對比色”，能夠讓觀眾產生一種整體意義上的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