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 抗日戰起

民國廿六年（一九三七）七月的一日，我從杭州上莫幹山不久，接廬山管理局局長譚炳訓君快信說，他奉命為我尋了寓所，我將被邀參加在牯嶺召開的廬山談話會；此會議中有不少膺白的朋友們參加，張嶽軍先生夫婦不日可到雲雲。同時範石生先生由牯嶺致書上海徐鹿君先生，請其送我到九江，他將下山到蓮花洞接我。

朋友們的不棄和想得周到，令我感激。我這次上莫幹山是懷著極沉重的心情，躊躇趑趄而後至。半年來為膺白葬事，和陪親友去掃墓，我雖已到過庾村幾次，上山這是第一次。白雲山館一草一木，片紙只字，都有深長歷史，其滋味只我二人知道，若不為庾村工作，前途尚遠，我實在無勇氣面對這些情景，再至其地。我既已在膺白病榻前說過壯語，這些壯語言之容易，我內心曾幾次怯弱退縮，究竟是生死之盟，我不能不守。我將以庾村工作為我後半生的寄托，則這個山頂是我無法逃避之處，我是不得已而來，既來即不想再走。且我還有什麽意見可對政治貢獻！政治二字，我見而生畏，聞而厭之。陪我同住在山的計仰先（宗型）夫人汪吟霞，雖一再勸我不妨一行，她的好意是勸我不要離群索居。我斟酌而後，不離群的道路甚多，此路我不再走了。寫信謝了譚、範二君盛意，並請代將我的愚忱陳報所有關切我的人。

蘆溝橋事變起，中國對日本，除抗戰已無他途。在此一年多以前，膺白和我在庾村，他亦看到局勢已無可挽救，一日忽問我：“如果大戰爆發，我二人將做些什麽？”我請他先說，他說：“我們夫婦年代不算太短了。中日開戰是中國存亡關頭，我不想要自己看見戰爭結果，任何事，任何去處，只要為國家有一點滴之用，不惜拼此一命，不能顧你。你則如何？”“拼此一命”四個字，他用極沉重之杭州音說出。我回答他：“奔走呼號的事我不擅長，我將在有緣而方便之地區，對壯丁們留下來的老弱，做點安慰鼓勵工作。倘有機會教書，願從史地二門激發下一代的愛國心。年來國、英、算三門功課占去讀書大部分時間，其中國文實亦徒有其名，不被重視。史地二門鐘點既少，青年不感興趣，時空的觀念模煳，對事看不準確。有什麽方法對此有點貢獻，我極願為。”這一席話成了我們最後一次的“各言爾志”。膺白已經沒有機會再拼其一命，剩我一人，循此心願摸索，抗戰八年歲月，我戰戰兢兢依著這條路走。

八月初，戰事快到長江，上海市銀行經理朱達齋（豪）先生來電話，勸我返滬為個人生活作個安排。他的好意很動我心境。我一向不負經濟責任，社會上真的赤貧和暴富滋味，都不了解。我亦不善理財，買國家公債存在本國銀行，由銀行代管公債還本付息的事，極方便且亦極安心的一件事了。膺白在時就這樣，我不必操這條心。現在家已破，國瀕危，在一面說，我理財何為？有何法？又一面說，我不但須對自己負責，肩膀上，志願裏，還有其他責任需要我負，我不能逃避。我只得匆匆赴滬。這是我搬家杭州後第一次到上海，住在善鐘路賽伏公寓伯樵、仲完家。依照達齋先生建議賣去公債，照一般人當時布置辦法，從金子、美金票到銀元、銀角，我每樣有些。莫幹小學校董朱炎之（炎）先生是我姨夫，與我同行到滬，曾提醒我應否將學校基金換成外匯。我考慮而後，這學校基金是膺白頗費心思的一個布置，用國家公債作教育基金是雙重的愛國觀念，我當時參與其事，贊成其主張。我如何在此時忘記這點精神？這點愚忠後來吃了大虧，弄得一文不值，我對不起學校，自己亦十分顛倒，以求補過而難能。

仲完極勸我租屋留滬，她為我著想，租界總較安全，出路亦容易。我的想法，只有在前進中求安全，安全的本身是不安全的。吾人過一日有一日的交代，於心可安，時時在憂愁中過日子，有何趣味？我無論如何解說，她不放心。這時各地到上海覓屋的人日多，托她的人亦不少，她甚至先急我的親友，而擱後她自己的姊妹，我甚為感動。恰巧她所住公寓的下一層，有屋空出，她是七樓兩間臥室，空的是六樓一間臥室，我即租下，她放了心，我仍回莫幹山。

我返山不久，八一三滬戰爆發，大家明了這是延長持久的全面戰爭。山上的人都鎮定有秩序，不隨便說話，每日下午到郵局門口候信件報紙。郵局一個胡姓職員最先看到報紙，常對眾演說戰況。他敘述宋哲元軍隊在廊坊與敵爭持的勇敢情形，如同身在其境，大家以為他所知獨多，心焦的時候就去訪胡大海。“大海”是人們給他的綽號，聽他說說亦好。可惜山上的人正欲募捐慰勞，而敵人已在平津成席卷之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