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 我印象裏的日本（第3/5頁）

日本工商業應戰時各國需要，又填補各國平時市場，生產驟增，獲利無算。社會上新添不少資本家暴發戶，財無處用；這些暴發戶生活奢侈，舉動若狂。我和膺白在歐洲看見各國在戰後生活之苦，不論戰敗的德奧人民飽暖為難，即戰勝的英法亦家家寒酸。接到在日本一個朋友信說“成金舉止若狂，一夕吃五百元一客的飯”；“成金”系日語暴發戶。此種豪奢舉動不但大違日本向來勤儉之風，為有識者所側目，金錢萬能還影響日本政治。到後來，各國工商業漸漸恢復，這些新興的資本家市場減少，尋求市場與保持已得勢力之心愈切，他們本身亦成問題。

明治維新是西方技術制度與東方道德精神的結合品。日本是聖君賢相的領導政治，多於人民代表的政黨政治。日本當時有兩大政黨——政友會和民政黨——他們代表資本家的色彩重。資本家生活引起社會厭惡，於是政黨亦不受重視。後來政友會做了軍閥工具，與侵略中國大有關的田中義一，即以大將而為政友會總裁而組閣的。政黨徘徊在軍閥財閥間，後來被所謂少壯軍人一腳踢在旁邊。

蘇聯革命以後，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學說流傳日本，學術界與知識青年亦有“左”傾思想，不像從前之單純國家觀念可以克服一切。

日本是通國皆兵制，除特別免役，男子無不當兵，大部兵源在農村。他們面對著矛盾，以他們生命換得的國家光榮，為另一部人所享受，所惡用。因工商業特殊發展之故，財富集於都市，人口亦向都市集中，農村甚形困苦。他們心下不平，很易聽少壯軍人指使。

日本雖同英國一樣——君主立憲，皇室不問政；然日本天皇系半神半人，平日不問政是超人之故，國有大事則仍決於天皇禦前會議。直到其政變時止，日本是元老政治。元老是維新以來一脈相承的重臣，已退休而負重望，為一般人所知曉，天皇所信任。元老平日住在與實際行政有若幹距離的鄉莊，身雖閑散，心以國家大事為常課，左右有各種問題的專家，他自己對國際及本國過去未來的事能密切注意。他的門生故吏滿天下，但不利用為個人利害。元老要做到“寧靜致遠”，亦須保持“淡泊明志”。國家養成了這種人，在要緊時征求其對問題的智慧和公正意見。不是崇德報功，亦非優遊林下，更不可作土豪劣紳。這種元老要靠本身，亦要有機會，要靠社會容許他能公正，是可遇不可求。在最後一個元老西園寺公望以前，日本的政治一直有賴於元老的貢獻。即使平常更換一次內閣，舊內閣向天皇遞辭呈，報上立刻見到元老奉召入京，天皇聽取他的意見後，他立刻離京回家，不再逗留。

這種家長制度——重臣制度，維持日本政治的安定和維新的完成，使國家有充裕時間提高社會各方面的水準，在日本是成功的。吾人在中國書上見到的政治修養和社會憧憬，在散漫遼闊的中國未生效力，在日本是實現了。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世界秩序有大轉變，日本亦然。日本原來的政治重心動搖，而新的重心還未誕生。海陸軍人是日本建國柱石，靠他們，日本揚威武於世界。日本海陸軍出自兩個藩族系統：陸軍由“長藩”，海軍由“薩藩”；雖然各由一個系統包辦，卻不像我們的割據把持，販私運土；他們有不可搖的中心信仰——天皇和國家。日本天皇是萬世一系，故天皇與國家不可分。日本軍人雖不結黨營私，但他們有強烈的功名心，他們的功名心亦與他們的國家觀念不可分。原有的忠君愛國觀念，加上對政治現狀不滿而欲刷新，和個人強烈的功名心；這三件事骨子裏暗含有極右的國權主義，是日本法西斯運動的主因和主力。日本國民性向來能服從，尤其軍人所受軍事教育，故其法西斯運動雖以佐官階級的少壯軍人為中心，必須推戴較高地位之領袖以號召，而執行其政策與辦法。他們的政策——初只是空洞的“刷新政治”。他們的辦法——內則“發動政變”，外則“實行侵略”，以武力造成他們所想望的事實。推出來的領袖不給他們滿意，立刻揮之使去，另戴他人，故日本法西斯有無數立功釀禍的人，而始終沒有堅強的領導人。他們與德國、意大利不同，沒有希特勒或墨索裏尼；他們是從下而上的。這些被推戴被利用的一時領袖，只有替他們支持政局，替他們在國際圓誑，替他們將既成事實合法化，替他們將錯誤作為功勞。佐官階級的人在很短時期都成大將。野心的人借法西斯以自重，平凡者不敢開罪。內閣、政治家被刺者踵相接，莫敢誰何。

在日本從有紀律的“建國熱”到無拘束的“侵略狂”，首當其沖者是我中國。自華盛頓會議以後日本是蓄意要報復的。他們的軍備物資，準備不止一個戰場的作戰。日本亦有不少自由思想的人，亦有比較在世界大處著想而同情中國的人，但到他們為自己立國生存，則不論朝野文武，沒有不思向外擴展，到這分際，將不惜阻礙中國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