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 我印象裏的日本（第4/5頁）

中國與日本國交，不拼個你死我活，即須在此夾縫中謀兩全。兩國間能見到此而努力的人不很多，而陰錯陽差的事實，則往往隨時隨地而生。大隈重信是自由主義的人，他辦的早稻田大學吸收過不少中國學生，然而為中日間致命傷的“廿一條要求”出於大隈內閣。犬養毅是中國革命黨幾十年老友，他對二次革命後紛紛亡命渡日的人，極力主張準許居留，然承認偽滿洲國卻在犬養內閣任內；距他被暴徒刺死前不久。中國方面亦然，中山先生是最早見到且得到日本同情的人，而中國最大的排日運動出於國民黨。

本來日本在中國久已染指的是我東北，其理由為他們國防、工業和移民的主要線。大隈重信組閣時，日本駐英大使加藤高明回國任外交大臣，向英相格雷辭行，談到日本與我東三省關系的重要，加藤提到日本在東三省投資，培植了不少樹林。格雷答以“日本不但植林，還澆過血”；一言喪邦，格雷此語實啟日本從此積極侵略中國之主因。日本原來所希望者旅順大連租借之展期，各國在中國租界地大都是九十九年為期。旅順大連，乃甲午中日戰後日本已得而由俄國從中欺詐以去——日俄戰後日本再從俄國手裏奪得之物；租借期只廿五年，日本亦想做到九十九年。加藤提出植林，表示此非朝夕之功，格雷承認日本灑過血，是默契其特權。這個消息帶回東京，於是野心者更加小事化大，此即“廿一條要求”所由起。讀者知此時中國為何時乎？民國四年（一九一五）袁世凱稱帝前數月也！袁氏簽此喪權辱國條件，從此遼東半島外，山東半島亦招來了日本勢力。

袁氏稱帝不成而死，繼之者在中國是段祺瑞當政，此即世所周知的“安福系”，勾結日本，借日本大外債，名為參加歐戰而實未出一兵，練兵僅為內戰征伐南方。“廿一條”中一部分在袁世凱時所保留者，段祺瑞時又默許之，此五四運動之由來也。

華盛頓會議以後，日本人處心積慮以準備，中國則傾心歐美，鄙視日本，而並不自求振作。中國人傾心歐美，咎由日本自取。然鄙視日本，影響日本大多數人心裏，使他處處要做到中國人所崇拜之歐美無可奈何他，而使中國人心服。這點，中國人雖錯，日本人是更錯了。

北海之熊之俄國，昔為普魯士鐵血宰相俾斯麥所恐懼而誘之東向，日俄之戰日本以地利、人和幸勝。共產蘇聯實為日本肘腋之患，國民黨聯俄容共，與日本是不相容的。這一時期的日本，對中國欲縱又收，忽收忽縱，知中國統一運動不可遏，亦知中國倒向蘇聯於日本不利。中國若在清黨以後，各派不相爭而相合，不但中國有復興之機，對日本亦自有主動周旋余地。蘇聯是不喜中日棄嫌隙而合作的，共產黨更不喜。無乃日本終無其度量，一著著做得使中國無與可親之道。中國亦不求諸己，不歸楊則歸墨，欲利用日蘇而終為日蘇所利用，坐待癰之養大，不可收十。

濟南慘案以後，日本派佐分利出使中國。關於佐氏與膺白間談話，和二人對東亞的看法，我大概零星已經說過。膺白認他為能見遠處，知道中日間亦須相忍為治之一人。當時日本以為田中在濟南釀了大禍，使中國了解日本的人不能立足，派佐氏使華以求轉圜。但膺白已經去位入山，中國民氣益憤慨而無可解說，日本亦並非真有覺悟。佐氏在短短使華期中，頗得中國人之認識，向來不求了解日本的人甚喜其態度。佐氏欲來莫幹山晤膺白，膺白再三推辭，請各到杭州靈隱參佛，如此相值，膺白亦不肯。佐氏歸國述職，忽以自殺聞；自殺被殺無人知，但幾希之有心人又弱一個。

重光葵繼佐氏任，具體而微。其時日本法西斯軍人已開始行動，在東三省之陸軍釀成滿洲事變，而在上海之日僑與海軍陸戰隊亦肇成淞滬之戰。據重光氏自言，在滬經過中國排日分子道路稽遲及查問，均忍耐不使釀成問題，而淞滬開火前數小時，上海市長吳鐵城實已接受哀的美敦全部條件，日本野心者必欲肇禍明矣。重光葵解職回國時，曾告膺白：“日本軍備始終為兩面作戰準備，實力直在十年前之上”；他解說此乃友誼，非外交官的話，暗示我們勿低估日本實力，“十年前”即華盛頓會議。淞滬停戰，他在醫院待簽約而後割去其傷腿，恐生事之輩橫生枝節。我見過當時一個中國新聞記者的紀錄，因這次接觸而發見對方的人情。聽過人說起一個宴會席上重光葵的演說，他指著桌上魚翅謂：“日本出魚翅而不會烹調，經過中國廚子之手乃成美味。”這外交辭令以示合作有道；然其時他們的外交官已經只有“從惡”與“補苴”之二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