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四 首都革命（第3/5頁）

北京城裏通常應酬很多，打牌是常有的事。太太們請客更是請打牌，帖子上寫著下午二時，我以為是請中飯，按時而往，上過當，鬧過笑話。後知不打牌盡可遲去，然七點鐘該是晚飯時候，不能再遲，到則見滿屋一桌一桌的牌，人多則分作幾間，往往到八點九點還不開飯。大家心在牌上，可憐燕翅全席大半敷衍了事，有庶務科算賬。亦有放著鴉片煙盤提神消遣。混在其中，日日往來，話即好說。在勢之家，素不相識之人，逢著拜壽道喜，只要肯隨俗，即可上門，如此相熟。我本非怕出門之人，經過這些，視酬應為畏途，朋友說我生“怕見人”病。我家亦不能舍正事而款待多方。請客無此鋪張，索然寡歡。心以為非，不敢表示，不參加之事須小心設辭，不然故意立異，在小節目上不隨俗是非常得罪人的事。膺白應飯局亦務必周到，朋友告訴他：寧可到而不吃，不可不到。有一次赴五個飯局，空腹而歸，此種生活，我們常常叫苦，覺無地自容。他僚友某君，一次很認真要我勸膺白從俗，他說：“誰家誰家，來者不拒，賓至如歸，廚房同時開得出幾桌酒菜，議員記者隨時光臨，情不疏隔，自然攻擊減少，笑罵不生。”他說：“外面稱膺白為窮總長，不請客，不聯絡感情，這樣如何做得開，實大大影響其政治生涯。”我謝他好意，但說：“烏煙瘴氣必同歸於盡，正想盡力維持一點清明空氣，不擬勸也。”膺白在職時，除在署秘書外，家裏有一人專為他答復介紹人事的信。他的朋友唐少蓮（凱）先生素稱忠厚，常常擱筆大笑，要求之離奇，與措詞之幼稚，出意料之外也。參眾兩院議員之信尤多，不必相識。嶽軍先生在北京的一段期間，住在吾家，代膺白見客。嶽軍先生見客後，用小冊記明事故，有許多人仍要見膺白自己，而事故亦多半為請托。一日早餐時，二人面紅耳赤而散，我奔走其間相勸。嶽軍先生要膺白耐煩，人事周到，誤會可少，原為膺白。膺白最不長於人事，無辦法而敷衍，不肯。夙有胃病，飯桌上甚易動氣。這實是民生凋敝到極點，群向政治機關謀生，而少數集團猶是杳無止境地醉生夢死。賢如蔡孑民先生，其介紹北大學生書信之多，不可勝數，青年出路之難可知。膺白回國初次任職，第一個引用的北大李君即蔡先生所介紹。

膺白在教育部時，一次不知內閣同僚中何人生日，同人公宴唱堂戲，事後庶務來收賬，總計七千余元，每人攤派二百余元，門房問我是否送教育部。教育部是最苦的一部，薪水常欠，我願在家裏付出。不久，又來一份“同人公啟”的堂會通知，請簽名，我叫門房退回，說已另外送禮。我退回公啟以後，正恐過分得罪了人。事有湊巧，次日見報載馮玉祥啟事一則，大意言同僚有慶，分別送聯致賀，時勢艱難，不再參加公份等語。這是北京城裏少有的話，頗煞風景，卻令人稱快。

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的秋天，又一次直奉之戰正開始。此時直系當朝，奉系為敵，皖系賦閑，在南方則粵系為尊。奉皖粵有三角聯盟之說，信使往還。

一天夜裏，膺白回家特別遲，他告訴我在船板胡同馮先生寓所談天。膺白沒有到過馮的私宅，我亦初次聽到馮住船板胡同。這日，他們先在另外一處地方晤見，馮邀他到私宅，談話只他二人。從行將開始的內戰談起，膺白反對內戰，“萬惡之內爭”一語，在其文章和言論中屢見不鮮，馮所深知。馮語膺白：“吳二爺腦筋裏沒有民國的民字，這樣窮兵黷武下去怎麽好？”吳二爺即吳佩孚。於是他們談到深處，漸漸具體，擬以一支精兵倡議和平，在北京完成辛亥未竟之功。馮又告膺白：“胡笠僧（景翼）、孫禹行（嶽）二人是辛亥同志，此時都帶著兵，可商合作。”後孫以大名鎮守使調入京，與曹兵分守城門，馮或與有力。

戰事開始，直軍分三路迎敵：吳佩孚由洛陽到京，任總司令兼第一路，向山海關；王懷慶任第二路，出喜峰口；馮玉祥任第三路，經古北口向熱河，第三路乃不重要的冷門僻路。這時顏惠慶內閣新成立，膺白復被邀擔任教育部，他已經與馮有約，自知不久將與直系為敵，不願留此痕跡。他辛亥對軍咨府幾個朋友和長官，常覺耿耿，不欲再有一次公私不能兼顧之事，故堅辭不就。直系的人因其前次在教育部，調解部校罷工罷學風潮有效，此時前方有戰事，後方更為吃緊，一再勸他。請他到總統府，曹當面告訴他：這是苦差使，知是委屈。以馮與有交情，挽馮再勸，膺白第二次擔任教育部總長實出於馮之勸，其理由為在內閣消息靈通，通電通訊亦較便。故雖就職，屍位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