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四 首都革命

我們很早聽說馮煥章先生治軍紀律嚴明，與士兵共生活，叫得出每一士兵的名字。在天津時，從張敬輿先生處知他刻苦慕學，很愛國，辛亥革命時在灤州有起義活動。這歷史和風格頗引起膺白的好感和興趣，首都革命之願，像這樣一個北方軍人，該是最適宜的同志，可惜不在一處，無緣熟識。膺白所作兩本關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書出版，馮看後甚為欣賞，買了幾百本分給部下讀，其中有人後來遇見膺白，背得出幾段警句。這是馮從混成十六旅旅長到督陜、督豫，聲譽最盛時期，我們正在歐洲旅行。

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的秋天我們從歐洲回國，正值直奉戰罷，直系得勝，舊國會又在北京召集開會，黎元洪復職為總統，王寵惠組織內閣，張紹曾為陸軍總長，政象似乎又有南北可以溝通的朕兆。膺白到了上海，被南京教育界的朋友請去講演，被北京的朋友催去見面，只出席上海職業教育社一個講演會，即比我先動身離滬，我在滬等候行李，約定仍到天津蔔居。

在我們出國的期間，上海金融界出過一件事情，交易所的暴興和暴落。這個風潮影響了中國當時正萌芽的紗布業，亦拖倒了我們幾個棄官從商以有限積蓄在上海謀生的朋友。我們在紐約時，一天李國欽先生帶來一大卷中國報紙，他指著滿封面形形式式的交易所廣告，很不屑而嘆息，特別點出一個曾為內閣次長且在青年會服務的人，做一個交易所的董事長，說：“你們看！你們看！”這是我們初次聽到中國有交易所這件事。李先生是在美國經商致富，但頗不以上海這種投機做空事業為然。膺白對商場向少關系，我們亦不留心商業廣告，聞言只有淺淺印象。豈知我們到上海之時，正值許多人因交易所而破產，非北即南，不得不回向政治謀生活。產業不發達本與政治混亂互為因果，然這次投機風潮，牽涉到商界以外的中產知識階級，則在中國為初次，不獨影響中國產業之正途前進，亦且加速中國政海變遷。

上章記我們到天津之日，張敬輿先生在車站接我們，張先生這時已有入閣消息，不久他入京為陸軍總長。膺白同我商量，仍欲居家天津，我們在天津意租界五馬路租定了屋。我剛剛布置好了一切，而膺白受命督辦全國財政會議事宜，重又搬家北京，這是民國以來他第一次在京受職，嶽軍先生為其總務處長。王（寵惠）內閣為直系尤其洛派所支持，亦為辛亥南京政府之人在北京組閣第一次，其與洛派如何關系，我們海外初歸，並不深知。膺白與亮疇先生是公誼多於私交。洛派是指直魯豫巡閱副使吳佩孚，時駐洛陽。

這個全國財政會議並未開成，一因中國政治分割已久，各省與中央少休戚相關之誼，派出代表甚慢，江蘇似系響應最早的一省；二因王內閣不久辭職。下面一封葉玉甫（恭綽）先生的信，是手邊僅有的涉及財政會議材料。信長卷紙一束，由日本寄來，當是直奉戰後交通系失敗避居海外時發，並似來信得膺白復信後之再來信，其中頗有民初財政史料。膺白復信我未見，函中“遠遊感想”及末段“讀書”雲雲，當為去信語。沈君即吾弟君怡，由交通部派赴德國留學，在葉長交通部任內。

奉誦復書，語長心重，猥承指導種種，尤切感荷。所雲遠遊感想無人可以傾吐，弟前次歸國，即滿抱此種悲觀，固不待今日而始有此現象也。至財政會議一事，論理本應早開此種會議，以為解決財政困難之方策，第今日各省曾有何人感覺有扶持中央財政之必要者！當局者無論矣，一般人民以平日感情太乖，亦絕對不欲問其死活。除少數經濟界中人，知今日政府財政與國民經濟亦有不可解之關系，未甚淡視外，他固絕不措意也。十年以來，吾輩枉負經濟財政之重名，其實所懷抱者，何嘗得盡百分之一。“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此本金科玉律，乃自項城時即絕對不措意及此，徒以威權尚盛，勉得補苴，然雖不足以雲理財，尚可以雲籌款，且用度亦尚有節。（此語公當信之。項城時，中央每月五六百萬為止矣，即西南戰役，有如合肥時代之用巨資乎？至外傳帝制用款，除軍事外，實不過數十萬元，以較今日種種無名之費渺乎小矣。）地方未盡虛耗，而籌備及整理之舉，亦頗願施行，蓋項城所知者系無財不可以為悅，故凡足以裕財之計，無論治本治標皆願從事也。（如整理幣制一事，公知今日墨西哥之“光鷹”及“站人”所以絕跡之故乎？蓋民二、民三時，梁三水力持先認定一種銀元為標準，而逐漸淘汰其他雜幣之說，乃選用北洋造之一種龍元，而毀其余模，並準商民自由請鑄，不收鑄費，仍於上海市面造出此種龍元之單獨行市，使逐漸與英洋齊價，故不三年而外幣幾絕跡。逮周緝之繼任，立即取銷不收鑄費之議，事為大阻，不然吾國銀本位之根柢早已立定，或乘歐戰時已可行虛金本位矣。）其時周氏以善於搜括，故頗得袁氏信任，其式雖舊，然猶欲力守前清末造之規模。（如對征收官則嚴定比較，對滯納則力主清查之類，雖決不足語乎財政，然猶有彼之管理財政方策也。）逮洪憲以還，合肥當國，高掌遠跖，不親細務，而財之與政，乃分而不可復合。自是以降，棼亂如絲。去歲靳氏當國，討論財政，仆其時滿腹新感想，如公今日，乃力陳須先活動國民經濟之理由，乃同僚皆目笑存之。厥後仆屢言“無政事則財用不足”，靳屢言“有錢則萬事皆有辦法”，始終齟齬，遂成隙末。此段歷史外間知之者稀。今日全國與吾輩差池者無論矣，其謬相推重者，或在乎能以籌款之一點，或竟以為“吾輩有錢，自己可拿出若幹，以濟公家之急”，乃絕無承認其對吾國財政整理之有特別研究者。吾儕之自炫固無謂，乃亦不必也。吳子玉去年使人以財政求教於三水，三水告以整飭直魯豫三省吏治，以期收入增加，渠等乃大失望，蓋彼等以為三水將教以如何借款及搜括之法也。彼等皆存一不顧子孫之計，如何能與言財政之正軌。彼等胸中又恒懷一“項城時代梁某能籌款之影子”，不知其時籌款之法，本非以搜括搶掠為事。即以公債言，三四年之公債至今成績何如者？五年即非吾輩所辦矣。且項城所出不妥之主意，經吾輩打銷者，不知若幹；且日日誘之進行治本之策，渠亦多所了解且願從事。（蓋袁因以天下為家，反而肯以天下為重，其動機雖未合，而事實卻如此也。）如非洪憲之一番蹉跌，早已大有規模矣。今日各省長官及中央當局，肯為一年之計者恐已甚稀，如何能與言及此。故欲望全國財政之有辦法，須中央與地方財政均有辦法，欲中央財政之有辦法，又須地方財政之先有辦法。蓋中央無土地人民，勢不得不倚賴各省，各省自己先無辦法，如何能不擾亂中央之財政。今試問各省財政何至於無辦法，大約不外下列數因：甲、地方不安，乙、吏治太壞，丙、舊日財務系統之解紐，完全不知考核厘剔為何事。如山東之縣知事，大抵皆由督軍省長及省議會串合賣出，江浙之厘差等，亦強半皆然，否則副官差弁出而任征收，至兵匪之蹂躪，致負擔力之銳削，更人所共知矣。河南一省依輸出入之狀況而論，每年民間富力必增二三千萬元，而吳氏日日憂貧，豫人復怨聲載道，此何故耶？即以上數因也。閻百川號為能治事，然不知人民經濟及市面金融為何物，至今晉人不加富，而新政且以無款而窮於措施，實則山西何至是乎？故各省財政狀況不改善，彌論其與中央如此睽乖，即十分擁戴中央，渠亦手足無措。今日欲各省財政之改善，只有二途：一、各省長官能專任一有識力手腕之人，使之理財不掣其肘，則本省之財政自裕，除自給外，不必定截中央之款；二、各省省民能進而監督用人理財各事。至二者在今日孰為有望，皆不易言也。至開一種會議，清清楚楚的分家，中央求各省之諒解，使知有存此中央之必要，及內外債之信用之宜保全，此其事遲早當辦。但目下此種會議能否開成，及能否有效，殊未可必也。仆等向來主張加稅裁厘，而以關、鹽、煙、酒、印花與交通及其他官業收入，劃歸中央，其余統歸地方，如此，則中央除每月支出官俸政費七八百萬元外（官俸行政費軍警費應不得過五百萬元，余以充直轄之教育費，亦不甚儉矣），尚可以其余分年歸還積欠，而於地方無損。至各省應用全力整理地稅，必足自給有余。此種劃分恐遲早必如此辦法，蓋地稅非劃歸地方不能整理，而此一大財源如不整理，收入必無望大增也。執事苦心孤詣布置此事，極所佩仰，似不妨姑盡己責，不求近功，但使與會者能輸入若幹之智識於胸中，或轉相傳播，則其功能即屬不小矣。至承示二端，第一事弟已行之，在此無事，惟讀書耳。其二則夙懷至今，未敢稍懈，雖真龍無幾，而好之自如。近日頗感覺宣傳之必要，故恒作長函，述其所懷，尊意注重講演，正合鄙意，蓋無論何政策，不得一般了解，殊難實行也。沈君聞志趣向上，極慰。但報載德對外國學生增收學費至三萬馬克，恐受影響，如何如何，敬復，即頌大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