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 再度出國

民國九年(一九二〇)我們將出國之前,接張嶽軍伉儷從上海來信,他們自四川回滬,新搬了家,油漆過,要我們去小住。嶽軍先生回他本省做警察廳長,是在熊克武主政時期,這時熊已下野。嶽嫂前年獨自帶著兒子去川相會,船在中途擱淺,受過很多跋涉之苦。我們已經幾年未晤,接信欣然願往做客。他們讓新漆好的房間給我們住,自己住兩面板壁漏風的一間。在滬的四川朋友常輪流請吃美麗川菜館的菜,不每次請女客,然我與膺白都開始喜歡川菜的清淡,以後多少年我家叫館菜請客,常用川菜。

膺白這次出國的名義是考察戰後經濟,路程是從日本而美國,而歐洲。所領旅費供我二人作半學生生活,足夠有余。我們的旅行方式,在小邑預先約定一位在當地留學的朋友請作向導,大都市則煩勞使館。這次與亡命時不同,要添些衣服治些裝。亡命以前亦曾預定出國而治的裝,都已用舊或尺寸不合。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有許多禮節放松,禮服亦改樣,晨禮服可從早上穿到傍晚。那時中國女子服裝是黑裙短襖,還沒有旗袍,亦想不出將裙襖做成同樣顏色材料,這點直到我在外國方想起來。膺白對國際“歧視”——有些實是“奇視”異族異服——很敏感,勸我整備西裝,我盡可能用中國材料。嶽嫂看我仍穿民國元年(一九一二)的灰背呢面大衣,定要將四川帶出的一件貂統送我,我感謝她,不敢受。我這次治裝費很充裕,她乘亂離鄉,僅帶出有限行李,不為奢侈而為正用,我何忍據為己有?我問回來時要我帶點什麽,她要我在瑞士買一手表。瑞士的表店林立如美國糖店,美不勝收,膺白只注意實用和準確,他自己買一只銀手表,而以重價買一只標準鐘,為這只鐘走過不少趟鐘表店,在離埠以前,天天去鐘表店對時間。這只鐘後來帶回中國並不特別準確。

我們又一次決定海陸並進的動身方式。民國二年(一九一三)與陳英士先生約定同遊歐美,英士先生由上海坐船到日本,而我們由東三省經朝鮮到東京會齊,因二次革命而中變。這次決定我由上海帶行李坐船到日本,膺白回天津取消租屋,坐車經東北、朝鮮,到東京和我相會。他不知何以與東北如此緣慳?在天津已經上了車,張敬輿先生送他行,張家的傭人替他提皮包,他要拿錢酬勞,一摸錢包沒有了。時在夜半,立刻報告車站站長,站長認識他們二人,謂車上小偷有幾路,案重而查得緊,三日內當有線索。敬輿先生知膺白所有出洋匯票盡在此包內,勸其下車改道。我還沒有在滬上船以前,接其來電囑向銀行掛失,銀行補給副票,但注明其作用要在正票未去兌現時。這點挫折使我們行旅生了戒心,而膺白重又由津到滬,與我同船東渡到日本。

日本的旅館有兩種:日本式席地而坐的稱為旅館,吃日本菜;鋪地板而不須脫鞋的稱為“霍的兒”。日本人用英文不像中國,他們對名稱常譯音不譯意。“霍的兒”的食堂,西餐日餐隨客點,為行動方便,我們這次住在“車站霍的兒”。日本人從前笑中國人喜歡吃,這次東京的陶陶亭中國菜館,三塊錢起碼的一客菜常常滿座。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日本特別繁榮,暴發戶揮金如土,社會風氣改變,新思潮流入知識界。我們無意中遇到一個在日本傳道的英國牧師,能說很流利日本話,他出示我們一封過激派給他的信,我那時對這思潮還茫然,並不十分注意,事後方想起來,“奢侈”和“過激”兩個氣候,使後來有“極右派”擡頭。

日本有兩種與人不同欲改難改的生活:一是文字,一是住屋。他們的文字自唐代得到中國的漢文,實系漢文為骨幹而和文作附麗。對文化工具,他們比我們更多一個包袱,他們比我們先謀改良。席地而坐的習慣或亦受中國的影響,日本式住屋建築輕便則因其常有地震。這個“住”的問題連帶到“衣”,使主客不易忘形。中國菜不分食,人以為病,現在多用一份公筷公匙很易解決。中國文則白話僅改文體而未改字體,我們的書法,言藝術則極美,言功用則廢時。這點我常想看日本人如何改良其文字。

膺白這次到日本沒有會晤什麽軍人。我現在想其理由有二:一、膺白這次旅行目的不是考察軍事。二、到過中國的軍人,自民五(一九一六)至此時,終安福系當政幾年,膺白均未與見面。民六(一九一七)我們搬天津的第一年,日本天長節曾有帖子來,具名是“日光”,名字已不記得,膺白未去,以後即無往來。

日本女子與我們同輩的還很拘謹,她們即使學外國文,亦在學本國文以後。她們本國的禮貌太認真,尤其女人放在男人後頭,故社交的活潑輕松,比中國人更難,我因此亦常被放在後頭。膺白獨自出去而放我一人在旅館時候很多。來客和去訪,都在上午。一日,膺白已經出門,水野梅曉先生來訪,他是中國通之一,在中國教過書,是個和尚,日本的和尚是有家室,不異服異食的。他坐著同我談天,談天的資料易通,不得已時用筆補助,看去很自然。這時旅館侍者陪進一個客來,我起身招待,鞠躬如禮。日本人的鞠躬殷勤,和現成的一套禮貌話,可以有一段時間,我不露馬腳。坐下去後,客人滔滔地講,我茫然無以對答,很窘,幸虧水野先生救了急,這個客人是個銀行家。日本的銀行家實業家,接物溫和懇切。平常我與膺白同見日本人,他先替我說明不諳日語,不使我為難,這次無人先容,而有和水野先生坐談姿勢,以為我能招待從容,結果不但我窘,客人亦窘。我有很好機會學日語而不肯用功,一部分受政治影響,我不可以再加強國人的誤會了。在當時的中國朝野空氣,不親日而屈於日,即是排日而鄙棄之,我懶怠了學習。膺白的日語當時人稱為第一流,我更不敢在他面前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