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 再度出國（第3/7頁）

因李君而我們另外常見的一家中國人：馬素先生和他太太及女兒。馬先生其時系中山先生派在美國的代表，他告訴我們所做各種宣傳工作。當時在美國華僑最普遍生意是洗衣作，他說在洗衣賬單的後面寫了宣傳標語，可以多方達到。我問他是否考慮在外國人前醜詆本國，他說無可如何，這是最能普遍的方法。我們到過他家裏，他書房裏的書是四壁達頂的，我沒有見什麽中國書。一次他告訴我：“陳光遠要反過來從先生了。”陳光遠是北洋系，當時的江西督軍，先生就是中山先生。我對西南情形不熟，大致的印象，這時是陸榮廷一派舊軍人不合作之後。我對馬君說：“陳光遠有何可貴？沒有宗旨的人，得之何用？即使來從，將來亦是陸榮廷耳，寧不取。”事體後來如何，在海外離國愈遠，不甚知道，當時年少言輕，但這個看法我始終難變。為政權，遠交近攻，不容有宗旨而見解不同的人，但不惜重用投機而無宗旨之人，國家要吃虧。

忽然六月間美國報上載出召開華盛頓會議消息。會議的題目為：一、限制軍備，二、太平洋問題，三、遠東問題。邀請參加的國家為：英、日、法、意與美國共五國；遠東問題加邀我中華民國。開會的日期為這年的十一月十二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停戰紀念的次日。膺白於七月中草一文曰《華盛頓會議發起之內容及將來之趨勢》，寄上海刊載於九月五日至七日新聞報。會議主要目的為限制軍備，實即海軍軍縮，尤其是停止英、日、美三強的海軍競爭。美國召集，為美國沒有參加當時的國際聯盟。邀中國參加，為中國不承認日本乘歐戰而協迫中國所得的權利，拒簽巴黎和約。中日問題不決，即太平洋問題不決，太平洋問題不決，則軍備無從限制。中國雖屬附從被邀參加會議之一部分，然而是主要關鍵。

政府來電聘膺白為華盛頓會議中國代表團顧問，要他緩期赴歐。我們向船公司更改挪後了赴歐船期，在會期以前到華盛頓。膺白與袁守和先生商，請他作私人秘書，袁君答允挪遲讀書一季，同到華府。我們的小公寓裏，有一間袁君經常的辦公室。半年中我除開照例酬應，就是在家當廚子。膺白喜歡吃魚，而且要吃淡水魚，我熟悉了華盛頓的魚市，買得著近乎淡水的魚。那時美國在禁酒時代，燒魚不能無酒，我用五加皮及蠔油代替，五加皮可當藥品進口，一瓶要價美金五元。袁君對時勢及華會情形均極了解，我不須再當書記。膺白在國外，非常注意本國留學生，並不是想將來放在夾袋中，而是如何不糟蹋下一輩，使下一輩能盡量貢獻於國家。我和膺白有同樣感覺，盡管在國內，對國立大學這幾年罷課鬧學覺得有點過分，但在國外，國立學校出身的人顯然不同。我們都有點偏愛國立學校，懍然於基礎的國民教育，和本國文化涵養之必要。

膺白與華會，除他事先一篇文章，在他身後的《故舊感憶錄》內有袁守和先生的《對於膺白先生參加華盛頓會議之回憶》，及王芃生先生的《我對於膺白先生的幾點追憶》兩篇文章。王先生是始終研究日本問題的，他的文中說：“近年來日本對外的一切舉動，也可以說是對華盛頓會議的一大反動。在華會閉幕以後的十年當中，中國若是急起直追，本有過很好的復興機會，不幸不曾好好利用……國力轉遭著過大的消耗，坐視著旁人的強大，因此造成了近年來最嚴重的國難。”又說：“在特別關稅會議中，日本代表在原則上首先承認中國關稅自主，聽說是膺白先生的側面策動和遊說，感動了佐分利等日方要人，有過不淺的因果。後來日本雖然變卦，而終不敢公然反齒。”佐分利是華盛頓會議日本代表團的專門委員。關於這點，我在後文有關民十四（一九二五）關稅會議，和民十六（一九二七）北伐時，尚有述及。

袁先生是中國留學生在國外學圖書館的最早一輩，圖書館屬目錄學，在歷史系，他熟悉中日間山東問題。他的文中最後所列山東條約第七點，有淄川、坊子、金嶺鎮等礦區地名，至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濟南慘案，日本猶據為僑民利益，而作出兵山東理由之一。我看見濟案時前方報告及後方通知的電報中，有此項地名。

在華盛頓會議前，北洋軍閥為欲征服南方，一次一次地達成對日外交禍因。膺白在其言論和文字中，大聲疾呼“萬惡之內爭”，促國人警醒，而向世界大局看。不料這些惡因的後果，事隔十年，不可收十。最顯著者，當國民政府將統一中國而謀中國的建設時，日本加緊對中國的擾亂。民國十六七年日本在山東出兵，有濟南慘案。民國廿二三年日軍進入長城，有《塘沽停戰協定》。這兩件焦頭爛額之事，皆由膺白當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