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 天津三年（第5/6頁）
東海欲將圖治意見筆之於書，要膺白擬稿，意甚急，不及待膺白自己的書完稿。經吳世湘（笈孫）秘書長幾度接洽，擬定一張分工起草的名單，由膺白總其成。膺白允隔旬入京一次，食宿於總統府集靈囿，專為書事，此書名曰《歐戰後之中國》，有英法兩種譯本。我未見各人的擬稿，僅聽有葉叔衡（景莘）先生的經濟材料。關於教育部分，本請孟和，孟和給膺白信說：東海為其先人舊交，他到英國留學得東海之助，然不願受任何名義，有所知當貢獻。膺白將孟和信呈東海，東海喜曰：“故人有後。”東海自己只有女兒，沒有兒子。膺白只受食宿招待，不受名義待遇。故有後來得東海助出國考察戰後經濟之事。
民國八年（一九一九）膺白同時寫兩本書。其中一本不是自己的口氣，在我看來他甚矜持而不暢。又有定期演講，又五四運動後各界請臨時講演，他亦務不推辭。學生會的代表，還有朝鮮青年，來訪他都不拒。因此看速記，擬函稿等事，都交給我。兩個人忙得寢食不遑，酬酢都廢。膺白不復與張敬輿出吃西餐，我的朋友蓮峰、迂懷，亦成為他的聽眾，而不作我的食客。膺白惟一的嗜好騎馬，本來常在清晨，後來一早先伏案，把騎馬放在午飯後，筷在手裏就喊套馬，吃飯極快，我力勸。他告訴我少年時吃飯，在碗內以筷畫一十字，一碗四口。這些原因使他從此得胃擴張病。我們家在天津始終未裝電話，亦有很久時期不用車，一半為儉，亦一半為靜。後來那個能幹的男仆有心要做成一件生意，他說家裏有的是馬，不拉車並不省錢，有一輛車一家人可坐在一起，經他的手，我們買一舊車。膺白不大耐煩坐這轎車，前面兩個馬夫，車裏兩個或三個人，一匹馬的負擔太大，走得亦慢。有時出門和我約好，我先坐車走，他坐電車趕上，半路相值，揮手得意。天津雖與北京相距不遠，亦有很多退隱的大吏在此居家，但官氣較少，洋化亦不如上海，這是我們前後三次蔔居於此最大理由。膺白所騎馬大半是蒙古種，由朋友們賣給他，或送給他。通常只保養兩三匹。張敬輿先生送過他一匹阿拉伯馬，因飼養太貴而賣掉。陜北鎮守使井松生嶽秀送一匹陜馬，格最小，他教我騎過。
我家在天津住得最久之三年，自民六（一九一七）至民九（一九二〇），搭頭搭尾是四個年頭，這時國際是大戰，中國則內戰。北京的政府，人稱安福系，安福系者，北洋軍系中之皖系，當國時有他的國會和議員，所在地為安福胡同故名；皖系者，北洋軍人元老之一段祺瑞是安徽合肥人，是袁世凱以後北京當政最久之人。皖系並非盡安徽人，實系北洋的一派。
民國八年（一九一九）五月四日，由北京大學生開始停課遊行的一個運動，人稱“五四運動”，發動時有政治和文化兩方面。我和膺白雖未列名入隊，我們是百分之百的共鳴。膺白書裏嘆息痛恨於內爭，稱為“萬惡之內爭”，記述安福時代中日換文，中國答允日本要求曰“欣然同意”，他說：“我不知誰欣然而誰同意？”這幾個經手簽和約的人，就是五四運動開始攻擊的第一目標。這年的雙十節國慶，膺白被請至青年會講演，這日當局恐群眾滋事，將幾處交通隔斷。從我家到青年會須過一橋，天津的橋本可展開以便高檣之船通行，但開橋有定期不誤交通。這日不在定期時間因戒嚴而斷了橋，膺白到橋邊而路不通，他出重價雇船渡河，及時趕到。這一次，他對眾公開自承是革命黨，以書生面目代表革命精神，與眾相見。
我們都以為五四運動是從政治運動而到全國性的新文化運動，我們兩人都不會寫白話文，但膺白的文言文已甚通俗。我們以為寫白話不是使文字降低，而要使語言提高。中國的文言文似不講文法而實有文法，語言則有條理的人甚少。我們都隨時想打破舊壁壘，但亦很留戀我們以為是的舊包袱。我們都有宗教意義，而始終不能迷信，因此舊書裏的“天理良心”“心安理得”是我們無可如何中的自修尺度。膺白在這時已認識太虛和尚，但他們不談出世而談人生。中國人有一種觀念，不在新文化運動標題之列，而必須掃凈的“封建觀念”，我們覺其習氣難除，影響至大，二人都十分努力，跡近怪僻。我們解釋封建觀念，為勢力之空間擴張，與時間延長，私心因此不能已，權利更放不下。
五四運動的爆發，由於北京大學生攻擊政治，火燒趙家樓某總長住宅，集矢於安福時代交好於日本的人，帶頭開口的實是比我們前輩的汪伯棠（大燮）先生。幾年來，伯老每次由京到津，必通知膺白，膺白必到日租界秋山街其家相晤，每晤必談數小時不已。嘆息安福系坐失機會，不乘歐戰圖自強，而反專事內爭；不乘金賤銀貴之時以興工商業，而反借折合大虧之日本外債；不乘勢脫去帝國主義者所加我之枷鎖，而反陷溺於野心勃勃之日本。他曾促伯老注意：英日法間有默契容日本在東方之坐大，指出其所見到的蛛絲馬跡。蓋自在新加坡見到日本海軍的陣容，知日本將以日英同盟故，代英國維持其在遠東勢力，知日本必在未來之和會索其代價，而中國不自振作，必為犧牲。我還見過膺白給伯老的信。在《戰後之世界》書中所提致某當局書，即是伯老。伯老是這時期內閣中，膺白惟一見面之人，見面均在天津。一次兩人談到焦急無法，伯老頓足言：“老段跟又錚真是前世一劫。”這是杭州人最懊惱時一句怨話。老段即段祺瑞，又錚是段最信任之秘書長徐樹錚，與膺白在振武學校同班同學。當時安福系當政新練參戰軍邊防軍將領，亦大半是留日同學，然都未相見，膺白與徐又錚僅民五（一九一六）歸國後初到北京見過一次。九年後段任臨時執政，事先一再表示不再重用安福系舊人，然安福系大半一一出現。最顯著未出仕之一人為徐又錚，在段任臨時執政初期，他周遊海外，是公家所派抑私費旅行我未得知。他歸京後，一日到糖房胡同我家，與膺白談數小時甚歡，事後膺白批評他不復如從前驕氣，甚進步，甚有條理，這是他在廊房被刺前一日。冤哉！怨乎？這種冤怨相報，我們一向反對，俟其失勢而後報之，更為可鄙。唐少蓮先生時為膺白秘書，是同學中最忠厚之人，報告聞有長途電話到京取上將禮服入殮，膺白為之嗒然若喪久之，與少蓮先生唏噓嘆息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