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 天津三年（第6/6頁）

膺白識汪伯老是在日本讀書時，伯老為駐日公使，一次膺白得到有關軍事的重要書籍，恐為警察注意，乘雨披雨衣挾書徑入使館，請見伯老，陳原委。伯老曰：“此國家之事，請放心，必負責。”不但代為保存，且代為內運，由此相知。同學中後有知其事者，許膺白之機警，不知成就其事者實為伯老。民國八年（一九一九）五四運動以前，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之巴黎和會，我國代表不知中國政府曾與日本有密約，允其在山東築路，迨日本代表宣稱其事，始來電問。伯老時為外交委員會主席，接電問有無其事，座中某總長垂首認其事，伯老憤極，謂必須通告國人，喚起覺悟。據此，前輩的愛國熱誠與膽量，豈少於吾輩？伯老寫的字與嚴範老一樣工整拘謹，民國後一入仕一不入仕，其提攜後進無界限，甚相似。膺白一生親到船埠設祭，視靈柩登陸，只伯老歸葬杭州的一次。民十四（一九二五），吾家在北京香山，伯老曾幾度來做客，每住旬日，膺白在廊下散步，他端椅坐在一旁與談。膺白出門則與我談，談過幾點對歷史的懷疑，老人見解之新，使人折服。伯老亦是一個居家持身極嚴肅之人，夫人早故，未續弦，家僅一子一媳。在我家他很快活，出入一小僮相隨，吃素，廚子有時未備全素之菜，他欣然隨意吃肉邊菜，不讓我起來張羅，一面說：“好的！好的！”碗飯從容而盡。他的相貌與日本的犬養毅氏相像，日使芳澤謙吉的夫人是犬養毅氏之女，一次托人來照他一張相去。不記是哪一年〔似為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黎黃陂要伯老組閣，伯老要膺白長財政，黃陂另已有人，膺白自動向伯老請退。過了幾時，一日伯老遣價送來一包字畫，附函曰：“家藏浙省先賢遺墨轉以相贈。”字畫共十種，我只記得一幅奚鐵生的花卉立軸。這些，都在抗戰時與其他朋友相贈，我一並獻之國庫了。

我們在天津的幾年是一生最快樂時期，有時兩人同埋頭鬥室，有時分道努力。膺白對學生運動是贊成而又反對。上面述過他請蔡孑民先生勸學生回到讀書之路，他自己被請到學生聯合會講演，或學生到我家訪他，都如此說。後來我們知道，開會和講演，政府都派有人旁聽，他們說膺白是當時被認為簇新之人，許多話若出於別人之口，要給青年們噓下來的。吾妹性元參加遊行講演，她還在女師預科，我問她講些什麽，她告我同學們均就地取材，見十字路口崗警，對汽車伸臂導行，對黃包車則喝聲“打住”，即責以欺貧媚富等等。我問膺白如何貢獻青年們，她說，他勸他們要積極向國人解說國事，民主國的民要爭一張選舉票，天下為公，選賢與能，這選的權在吾民，有了選舉權而後，千萬要認清事和人，不可盲投，投下去國家性命攸關。然若對國事沒有真個認識，即有選舉權，亦將不知如何投票而不錯，故增加學問、知識、修養，是愛國必經之路，豈有不用功讀書而能得之者！故愛國要緊，讀書也要緊。他的話大概是這一類。

我調停過一次女師的大風潮。一個國恥紀念日，學生要停課請名人講演，校長說，愈是國恥愈要多讀書。學生自由不上課，校長到宿舍一一催喚，此來而彼去，講堂裏終空無人，校長牌示開除全體學生，限期出校。性元歸來，我知其事。校長的話本不錯，而這舉動有點冒失，女學生本地沒有家的將如何？我請膺白往訪教育廳長王叔鈞，婉諷齊校長璧亭轉圜。我是家長又是校友，我們集合在津校友出面調停，請校長收回成命，學生立刻回校上課，表示悔過。爭執的一點是校長要學生先寫悔過書，後來由校友會請求先回校上課，而後補悔過書。事實上，雙方氣都平後，悔過雲雲即不再提起。為這點，我幾乎和一個十分要好的朋友陳蓮峰發生誤會。蓮峰其時任女師舍監，她看得同學們不要讀書，鬧得太不像樣，而我則自己是鬧風潮打抱不平過來人，雖然鬧得不同，不免同情少年。師生要每日面對，授受學識道理，非如法官問罪，白紙黑字寫悔過書，何以為情？這是我堅持後補的用意，實系消弭於無形的方法。教育廳已很了解，校長不至於過分，別人沒有知道，我則胸中已有數。卅年後我在上海，遇到其中的一人，我不認識她而她記得我，見面還提此事。

（原載《傳記文學》第五卷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