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〇 歸國（第2/6頁）

我在將到上海之前，與仲勛舅暗打招呼，行李勿放一起，登陸時勿相顧。他供職北京農商部，我不欲累他。我穿著西裝而歸，下船時一腳夫為我提皮箱，我見一輛黃包車即坐上，不講價，揮手叫走。腳夫要我加錢，我在皮包掏出一把角子都給了他，我先所付已經逾量，他實在有點欺生，我不覺說出一句“便宜你”，他恍然曰：“原來是本地人。”我的皮箱很小，擱在車上，一路到北四川路求志裏張嶽軍嫂處，住在她家，受她母親馬老伯母的招待。

父親得訊，由性仁陪侍到滬看我。本來我趕得上母親開吊之期，其時反對帝制之勢日甚，防範益嚴，父親怕我回裏不便，婉轉使我明白，勿去嘉興，他允我事畢搬滬同住。母親吊期，父親把性元送滬，使我感覺不僅是我一人未盡禮。接著膺白的大哥二哥都到滬。使我最感動的，我的大姨母——我母親惟一同胞姊姊，向來不大出門，亦到上海看我。大姨母亦是我的寄母，我稱她“好伯”。我有幾家寄父母，都是至親好友。亦曾寄名給觀音菩薩，去上過一次幡，還在祖母在世時。有人同我討論過“寄名”，嘉興人稱“過房”的由來，我只想出三點原因：倫常更加滿足；社交減少拘束；和生肖相生相宜的迷信。我寄名給一個堂房舅母和我的七舅，都在他們病時。給觀音菩薩大概在我自己病時。我的“好伯”是我出世後第一個寄母，適桐鄉沈氏。我幼時代母親寫信，母親口述“請姊稟明堂上，買棹來禾，盤桓數日”等話，然望眼欲穿，除開外祖家有事，好伯總不來。我母親之死，她聞訊立著無言軟倒於地。這次的來，她自比母親以慰我，亦以見我而自慰，真是難得之事，非常之情。

上海的一般人都膽小。受二次革命影響，逃亡在外而不習慣久居的商人，有的經過擔保或自首方式，而回滬蟄居。七浦路周寄母家人多，仆從口雜，我去信告知，而自己沒有去。忠心的老徐媽，同吾家周老媽媽一樣，看見後一代的人長大起來，願在夜間來接我，直到寄母房內，我不願如此。我由美國動身時，膺白等候到期的一筆款，以為已在途中，我到滬接他電告款仍未到。我甚急，請仲勛舅訪周家寄父，我立刻需要匯美國的錢。次日一早，寄父送錢到張家，叫包車夫替我雇好車，到外灘花旗銀行。囑咐我這日是星期六，上海洋商銀行開半日，我若趕到用電匯，美國還只星期五，膺白在本周內可以收到。他平常上午不出門，出門坐汽車，這日為怕汽車夫認識我，大清早坐包車冒風而來。我趕到銀行及時電匯出美金八百元，這情形亦至今難以忘記。

膺白已向克強先生借旅費，信到費城，克強先生立刻如數寄款給他，我的電匯到，他先還一半而動身。臨行通知郵局信件統轉費城，托李曉垣先生有掛號信請拆看，匯票兌還克強先生。兩個多月後接曉垣先生函言，只有一封掛號信，依言拆看，是我給膺白報告旅程推測時局的信，甚長，他說：“即與克公同看。”膺白與曉垣先生後來交益厚，我亦入了共同朋友之列。本章後面附影克強先生親筆一封信，信尾帶著有我的一句，是在看過我家信之後，惜曉垣先生的信已不存，亦不記得當年批評我那封家信的話了。

膺白和熙文坐一條載重不到六千噸的貨船，大寒天走北太平洋，白令海峽。風最大時，一日舵索急斷，船身側至三十度，幸而修好，然貨物已傾倒一邊，船側身而行到橫濱。這時雲南已經起義護國，先我而離美的石醉六先生為護國第一軍蔡松坡將軍的參謀長。李協和先生為護國第二軍總司令，與滇督唐蓂賡（繼堯）都是丈夫團分子。我到長崎晤膺白，膺白決定赴港換船入滇，我無異議而回滬。

我第一次回滬時，未曾出訪膺白的朋友。先住嶽軍嫂處，後來父親搬家至滬，住在愛爾近路春暉裏，我搬與父親及兩妹一弟住在一起。父親十分關心時事，痛惡袁氏叛國和捧場的一批讀書人。他愈關心時事，而愈囑咐我行動小心，我幾次試探膺白是否該回來，他總躊躇不放心。

從長崎回來，我問到了由日本及南洋回滬幾個朋友的地址，開始去訪問他們。當時與革命有關的人都住法租界，法租界比較對革命黨寬松而同情，不像公共租界的袒袁。殷鑄甫先生家住寶昌路（後改霞飛路）協平裏，他從東京回來主持《中華新報》，我第一去訪他，他給我報館所有的新聞消息，極力主張膺白回上海，比到西南有效。他是浙江溫州人，國會議員，與浙江文人較熟。舉事要靠武人，而武人並不膽大，尤顧慮利害。我又到漁陽裏訪彭淩霄先生，他雖是江西人，但有個朋友夏鐘伯（尚聲）是浙江人，正在奔走浙江的事。還有嘉興人徐忍茹等都在活動，都在焦灼。見我，眾口同聲要我電止膺白入滇，而即返滬。我估量形勢，浙江倘能早日明示護國態度，則足以震動長江流域，縮短戰禍而促袁之早亡。膺白於此，若可盡一臂之力，則不虛此歸。遂將詳情報告他，他復電即日返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