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亡命生涯（第5/8頁）

膺白在新加坡，應《國民日報》丘文紹先生之約，寫過幾次文章。其最長的一篇名“歐戰的解剖觀”，作於戰事初起，署名“以太”，連載四日。他以海陸軍力和物資，雙方比較，斷定德奧利於急戰，先勝後敗，英法利於持久，得最後勝利。當地政府曾有人向丘君問系何人手筆。原文今已不存，其事記於民八（一九一九）所作《戰後之世界》一書中。

氣候常年熱，人情只拜金，我們在新加坡，形勢大體明白，經營力有不逮，同樣坐食而沒有進步，開始另轉念頭。本來我們因在英在法朋友較多，入境亦易，已經打聽過在彼生活程度，準備赴歐。我的同學丁庶為（緒賢）夫人陳允儀（淑），夫婦二人在倫敦，以丁君一人的留學公費供兩個人的讀書生活。允儀來信告我，吳稚暉先生全家在倫敦，每日只吃淡面包，每星期嘗一次白塔油。我們聞而起敬，有意效尤。然其時李協和先生等一批在法國的人已經東返，到檳榔嶼即函膺白相會，我們不可能再到歐洲。克強、曉垣、醉六（石陶鈞）諸先生尚在美國費城，我們拿這生活標準向他們商量，函去而請他們電復。他們來電說，估計不足，而不甚遠，歡迎前往。駐新加坡總領事胡仲巽（維賢）先生大膽給我們一張赴美護照。當年只有美國入境最難，必須要護照。我們名字可假，照相是真，膺白深恐連累胡君，再三請他考慮。他說不是幫我們回國，而是離國更遠，可無幹系。胡君乃馨吾（維德）先生之弟，其誼可感，這是我們亡命時惟一為護照而往訪的國家駐外機關。膺白赴美的名義為新聞記者，觀光巴拿馬賽會。

從南洋到美國，我們不得不走回頭路，而且要到日本搭乘太平洋航路的船。太平洋航路的船通常以香港或馬尼拉為終點，要經過上海。我們因有通緝令不能在中國海上停留，所以要跳過上海的一段，先從新加坡坐小型短距離的船，到長崎換船。這次恰巧同船的有方韻松先生，他是由長崎來晤由法國歸來之李協和先生的，他們是在江西時同事。我們上船時，彭淩霄、余維謙兩位來送行，各人從口袋裏摸出一頁寫有送行詩的箋紙來。當時患難中朋友，行者居者，都有說不出的辛酸滋味，不但無國無家，連自己團體裏少有可以談志的人。彭先生的詩如下：

驛路明朝駛萬千，白雲深處水無邊，勸君莫畏征途苦，重耳出奔十九年。

余先生的詩曰：

異鄉送行人，行人還異鄉，誰識此中苦？西風吹大荒，天池一掬水，為君作行觴，大醉三五日，一夢到扶桑。

彭先生是膺白同學中共認的好好先生，但有極堅強骨氣。清末他們畢業回國，照例要入京朝見，然後授職。同班的人俱已到京，忽傳彭君丁憂，後知他親喪早滿，報丁憂乃托故回避，寧可不要功名。他與膺白都是同盟會丈夫團同志，辛亥他在江西是第一個出來號召的人。在新加坡他一個人生活極苦，家眷在原籍，親友避嫌，不敢公開照顧。二次革命後，膺白留在國內親友家的書籍文件，凡有名字筆跡者，在所謂清鄉時亦都毀去，報紙對失敗者常盡揶揄之能事。一日彭君來吾家閑談，這位向以渾厚見稱的好好先生忽然憤慨說：“社會若如此沒有公理，將來不嗜殺人者要殺人，不貪財者更貪財。”雖如此說，他後來回國始終未改其恬淡無爭態度。

方韻松先生邀我們到長崎住在他家，他夫婦定要讓自己房間給我們。他家租的一間寬暢店面，門口掛著“厚康兩替屋”招牌，原系一家停業的兌換店，他們頂來掩護身份，家眷即住在樓上，倒是地板而非席地。我們作他家的客，亦避過了警廳注意。韻松先生之弟聲洞，乃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一，我後來曾看見他夫婦——尤其是韻松嫂待這位烈士的一個兒子，愛護煦拂的神氣，顯然私的情感以外還有公的同情。我們與他家在一處時不多，這情形是常印在心頭的。

民國四年（一九一五）二月，我們啟程赴美之前夕，方家伉儷置酒送別，同座有柏烈武（文蔚）先生；柏家乃方家以外在長崎住家的亡命客。在這以前，我們曾到神戶，遇見熊錦帆（克武）先生。柏烈武夫婦在長崎養雞，冬天的海風將雞棚吹倒，補苴辛苦，柏太太沒有能來。幾杯酒後，韻松先生硬要做“神仙詩”玩，我還是初次懂這規矩，是每人寫一個字湊成的聯句。起首的人寫一個字，暗給下家看一看，下家以己意估量可聯的一個字，把這個字照樣暗給再下家一看。如此依次下去，每人只知上家的一個字，到五言或七言成句時，大家攤出手中紙條來看。我們那晚人數甚少，第一句後，容易猜出途徑，鬧不出笑話。酒量都還好，主人自己斟酒不停，嚷著“醉死他”，提筆將各人的字湊起來，喊“有意思”。當時這一桌少年，現在除了我，怕都已成古人。翻日記簿，還看見“相逢忽忽想當年，一醉今宵話舊緣”“天邊風月好，海外客途難”等酒腸熱淚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