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亡命生涯(第5/8頁)

膺白在新加坡,應《國民日報》丘文紹先生之約,寫過幾次文章。其最長的一篇名“歐戰的解剖觀”,作於戰事初起,署名“以太”,連載四日。他以海陸軍力和物資,雙方比較,斷定德奧利於急戰,先勝後敗,英法利於持久,得最後勝利。當地政府曾有人向丘君問系何人手筆。原文今已不存,其事記於民八(一九一九)所作《戰後之世界》一書中。

氣候常年熱,人情只拜金,我們在新加坡,形勢大體明白,經營力有不逮,同樣坐食而沒有進步,開始另轉念頭。本來我們因在英在法朋友較多,入境亦易,已經打聽過在彼生活程度,準備赴歐。我的同學丁庶為(緒賢)夫人陳允儀(淑),夫婦二人在倫敦,以丁君一人的留學公費供兩個人的讀書生活。允儀來信告我,吳稚暉先生全家在倫敦,每日只吃淡面包,每星期嘗一次白塔油。我們聞而起敬,有意效尤。然其時李協和先生等一批在法國的人已經東返,到檳榔嶼即函膺白相會,我們不可能再到歐洲。克強、曉垣、醉六(石陶鈞)諸先生尚在美國費城,我們拿這生活標準向他們商量,函去而請他們電復。他們來電說,估計不足,而不甚遠,歡迎前往。駐新加坡總領事胡仲巽(維賢)先生大膽給我們一張赴美護照。當年只有美國入境最難,必須要護照。我們名字可假,照相是真,膺白深恐連累胡君,再三請他考慮。他說不是幫我們回國,而是離國更遠,可無幹系。胡君乃馨吾(維德)先生之弟,其誼可感,這是我們亡命時惟一為護照而往訪的國家駐外機關。膺白赴美的名義為新聞記者,觀光巴拿馬賽會。

從南洋到美國,我們不得不走回頭路,而且要到日本搭乘太平洋航路的船。太平洋航路的船通常以香港或馬尼拉為終點,要經過上海。我們因有通緝令不能在中國海上停留,所以要跳過上海的一段,先從新加坡坐小型短距離的船,到長崎換船。這次恰巧同船的有方韻松先生,他是由長崎來晤由法國歸來之李協和先生的,他們是在江西時同事。我們上船時,彭淩霄、余維謙兩位來送行,各人從口袋裏摸出一頁寫有送行詩的箋紙來。當時患難中朋友,行者居者,都有說不出的辛酸滋味,不但無國無家,連自己團體裏少有可以談志的人。彭先生的詩如下:

驛路明朝駛萬千,白雲深處水無邊,勸君莫畏征途苦,重耳出奔十九年。

余先生的詩曰:

異鄉送行人,行人還異鄉,誰識此中苦?西風吹大荒,天池一掬水,為君作行觴,大醉三五日,一夢到扶桑。

彭先生是膺白同學中共認的好好先生,但有極堅強骨氣。清末他們畢業回國,照例要入京朝見,然後授職。同班的人俱已到京,忽傳彭君丁憂,後知他親喪早滿,報丁憂乃托故回避,寧可不要功名。他與膺白都是同盟會丈夫團同志,辛亥他在江西是第一個出來號召的人。在新加坡他一個人生活極苦,家眷在原籍,親友避嫌,不敢公開照顧。二次革命後,膺白留在國內親友家的書籍文件,凡有名字筆跡者,在所謂清鄉時亦都毀去,報紙對失敗者常盡揶揄之能事。一日彭君來吾家閑談,這位向以渾厚見稱的好好先生忽然憤慨說:“社會若如此沒有公理,將來不嗜殺人者要殺人,不貪財者更貪財。”雖如此說,他後來回國始終未改其恬淡無爭態度。

方韻松先生邀我們到長崎住在他家,他夫婦定要讓自己房間給我們。他家租的一間寬暢店面,門口掛著“厚康兩替屋”招牌,原系一家停業的兌換店,他們頂來掩護身份,家眷即住在樓上,倒是地板而非席地。我們作他家的客,亦避過了警廳注意。韻松先生之弟聲洞,乃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一,我後來曾看見他夫婦——尤其是韻松嫂待這位烈士的一個兒子,愛護煦拂的神氣,顯然私的情感以外還有公的同情。我們與他家在一處時不多,這情形是常印在心頭的。

民國四年(一九一五)二月,我們啟程赴美之前夕,方家伉儷置酒送別,同座有柏烈武(文蔚)先生;柏家乃方家以外在長崎住家的亡命客。在這以前,我們曾到神戶,遇見熊錦帆(克武)先生。柏烈武夫婦在長崎養雞,冬天的海風將雞棚吹倒,補苴辛苦,柏太太沒有能來。幾杯酒後,韻松先生硬要做“神仙詩”玩,我還是初次懂這規矩,是每人寫一個字湊成的聯句。起首的人寫一個字,暗給下家看一看,下家以己意估量可聯的一個字,把這個字照樣暗給再下家一看。如此依次下去,每人只知上家的一個字,到五言或七言成句時,大家攤出手中紙條來看。我們那晚人數甚少,第一句後,容易猜出途徑,鬧不出笑話。酒量都還好,主人自己斟酒不停,嚷著“醉死他”,提筆將各人的字湊起來,喊“有意思”。當時這一桌少年,現在除了我,怕都已成古人。翻日記簿,還看見“相逢忽忽想當年,一醉今宵話舊緣”“天邊風月好,海外客途難”等酒腸熱淚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