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亡命生涯（第2/8頁）

同志多住東京，我們亦決定搬東京住。到後知中山先生擬改組國民黨，積極再革命，謂欲組織五十人的敢死隊。江西俞詠瞻君告訴我們，他口快，問先生在內不在內。當時袁政府通緝黨人之令，都稱“亂黨”而不言“國民黨”。當時北京還有個國民黨占議席多數的國會，中華民國第一任大總統要從這個國會選出，以前中山先生及袁世凱，都只是臨時參議院選出的臨時大總統。後來國會投票選舉時頗有不屈之士，袁世凱以軍警包圍國會，始得選出。選出後，他即解散國民黨，而又解散國會。我不記得袁先解散國民黨，抑中山先生先動意改組？“改組”與“積極再革命”，英士先生是很熱心的。此與後來政治和黨的掌握者，甚至內部紛爭，都有關系。讀史者曾發見中國幾次開國者是黃河以南長江以北籍貫的人，為其性格足兼南北之長。本來我們想到中山先生，即聯想其最切近左右汪（精衛）、胡（漢民）、廖（仲愷）諸先生，皆廣東人，以後多出一派浙江人來了，此與後來民十四（一九二五）以後完成北伐，很有關系。

我們到東京時，幾個曾經遠行過，或有力遠行的人，都在想離開日本。與日本人處，很容易談到政治；弄得好，或者有義俠之士同情而幫忙，然是危險的；弄得不好，入其圈套，更加危險。日本人的性格甚矛盾，熱情而又小器。對中國政策亦矛盾，以他們義俠之氣，很要幫中國革命成功；以他們要蠶食中國，又很怕中國強盛。這點，熟悉其情的人並不少，不得不存“敬而遠之”之心。在東京，一日膺白去參加一個追悼會，是李協和（烈鈞）先生發起，一個日本人加藤君為中國革命而死，還是辛亥前後的事，大概協和先生始終和他的家屬有聯絡。這日膺白回來，盛贊協和先生，說他稱加藤的母為母，而加藤的子亦以父稱之，不愧對鄰邦一個為我國而死難之士。過了不久，協和先生從東京一路遊逛到長崎，他出門一向有兩個日本警察保護。一夕，他裝喝酒大醉入睡，太太出來請警察回去，次日還是病酒不能起身，實則他稱醉之夜，已登舟行矣。香港日本領事館報告，過港舟中似有李烈鈞其人，長崎日警始發覺，當事者且受申斥。此行動近於戲劇化，然可知一旦在日本公開，而得保護，離去很不容易，亦愈促成人之欲離去。

中國在日本學陸軍的人，辛亥前只有政府官費，不若後來各地軍閥各自派遣留學生。當時對本國只有一心。自第六期起，熱心革命，膺白在第七期。六、七兩期為“丈夫團”之中堅，其中江西籍有三人，三人皆在辛亥後任本省要職。李協和先生主江西省政，方面甚寬，不但本省人，福建方韻松（聲濤）、廣西林蔭青（虎），均在江西任事。後者是膺白在南京辦理編遣時，協和先生電調之人，帶一團兵去江西。二次革命戰事雖無幾，而林虎將軍戰績，在日本報紙為惟一英雄。亡命時，江西出來高級文武人員最多，而協和先生亦為特別受注意人物。膺白與之因“丈夫團”關系，又與彭程萬、俞應麓二人同習測量，同在日本鄉間相處，因此江西的朋友獨多。學測量的人不入士官，但當時習軍事者較為團結，故上述六期七期雲雲，均以官費學陸軍為準。

我們初無遠行之計，但感覺必須靜定下來，不是消極，即積極亦須靜定而後能知慮。我們悔悟在國內時生活昏沉，失敗乃意中事，多數的人談政治不看書，不求進步。在東京看見國內的報紙，稱我們為“亂黨”，輿論無力而無公道，是我們最痛心一件事。膺白勸人乘閑讀書，自己關起門來讀書。他自編文法教我日文，中國人學日文有方便之道，在日本買書價廉物美，歐美各地新書有極快途徑到東京書店，或很短時間譯成日文。他說放棄這機會是可惜的。他並不強我學日語，學日語與學其他外文同，需要時間與機會。他為我打算，能看書即不感寂寞，是自己安排自己的最好方法。我們的房東河田老太有一寡居女兒和一無母外孫女，住在樓下，樓上兩間房讓給我們。日本房間僅有紙障隔分，兩間等於一間。家具只一矮幾，供寫字用。他們男女多能懸手寫字，女人的字同樣有筆力。室內最舒適的起居方式，是一盤茶，圍爐坐在厚而軟的墊子上。爐是一只磁質炭盆，水壺放在炭火上，煙灰頭棄爐灰中，一坐下來，煮茗含煙，盡在方丈之地。我在二次革命前曾患極重傷寒症，病愈飲食不慎而復發，亡命後腸胃久不恢復正常。照日本式女子跪腿席地坐，姿勢不慣，甚苦，遂買了一張書桌及兩把坐椅。膺白很喜歡日本人每家每晨早餐的醬湯，故將早飯包給房東，有時午飯亦參加她們的烤魚和煮黃豆，因此廚房的事十分簡單。膺白深怕日本人看我們太講究吃，他對飲食隨便，而我比他更隨便。老太的外孫女八重子，是一個十二三歲的中學生，每日放學歸亦來招呼我們一聲，叫我們伯父伯母，我非常喜歡她的安詳。我和膺白亦稱老太為伯母。後來我們離開日本，幾年後再度經過東京時，老太定要我們吃她一頓飯，只燒一樣菜，是照我在她家做過的火腿燉雞，人情味同中國前一輩的人一樣濃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