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辛亥革命知見（第5/9頁）

補記

我寫了《辛亥革命知見》後，幾年間，陸續看到聽到許多當事人自述的辛亥革命史料。我最注意的是上海、南京、杭州三處的事，三處相關聯的事。上面我已很強調：南京光復為辛亥成敗關鍵，而上海尤為關鍵之關鍵。我讀了這些史料後，增加了我理論的根據和材料的補充。

關於理論者，有人以為光復上海有比陳英士先生更多勞績，滬軍都督不必定屬之陳先生。我以為陳先生所影響者，不僅上海，不是他，杭州光復沒有那麽快，而浙軍之攻南京，亦無此後台。關於史料者，我看到了本來知而不詳，不敢輕於引述的材料，亦即我《回憶》中最需要充實的材料——膺白在辛亥革命的工作。兩個問題本屬二而一。我不憚煩節錄引用葛湛侯《辛亥革命與浙江》一文，以下簡稱“葛文”。

讀者注意：杭州光復雖由於浙省“新軍”，然上海來的“敢死隊”，起了助威促成作用。攻克南京雖大部由於浙江新軍之力，然上海來的敢死隊，又加入了最後的沖鋒。我推測，這敢死隊不但是陳先生的關系，還是蔣先生的關系。膺白我沒有聽他說過，我知道的是他與浙江武備同學的關系。以下葛文：

在辛亥革命時期，浙江省的革命中心力量在新軍，這是人人皆知的。但這中心力量是如何形成的，多數人未必皆知，各方面的看法亦很不相同。孫中山先生對於浙江革命力量的形成具有極大的影響，這是肯定無疑的。還有像徐錫麟、秋瑾、章炳麟、蔡元培等黨人或挺身赴難，或振臂疾呼，激發了其時的知識青年，同樣對人們思想上起了巨大作用，這也都是事實。不過除此以外，還有若幹人，他們所作所為也曾起著更直接的影響和作用，而其事跡在當時卻似東鱗西爪，後人記載亦僅若隱若現，使我這個身與其事的人自覺不能已於言。謹記錄當年有關數人的若幹事情以及浙軍的杭州起義，南京赴援等等重要經過如次，亦僅勉記所及而已，至於傳聞臆斷之說，則寧付缺如。

葛文所特別涉及的人有三個：一、伍元芝，二、蔣尊簋，三、黃郛。

伍元芝號蘭蓀，江蘇上元縣人，前清進士，改官浙江，任浙江武備學堂總辦。他可以說是浙江新軍中革命思想的播種者。他在武備學堂經手招收的學生有第三、四、五期正則科和兩班速成科。這三期正則科的學生是全校最優秀的，也是後來在革命事業中最為積極，最為得力的。這些學生畢業之後，先後調進了新軍部隊，充當各級軍官，有的還去擔任文學堂的教師。武備學堂大柱上有一副對聯是伍所撰寫，聯曰：

十年教訓，君子成軍，溯數千載祖雨宗風，再造英雄於越地；

九世復仇，春秋之義，願爾吐司修鱗養爪，毋忘寇盜滿中原。

這寇盜滿中原的“滿”字是雙關的，與聯語的含義是何等膽大心深，給青年學生以教訓刺激。數十年之後，我還先後聽到看到過幾個武備學生背誦此聯，一是膺白自己，二是《膺白故舊感憶錄》裏葛敬恩、趙正平兩個人的文章，與最近我在台灣晤見的沈子萬（鵬）先生，他已八十二歲高齡，還口述此聯不誤。

伍總辦對學生中思想前進，好學奮發的人，都是十分獎掖鼓勵，多方照顧。他不待他們畢業，提前保送出洋留學，膺白即其一例。

蔣尊簋號伯器，浙江諸暨人，他是體育名家，畢業日本士官學校騎兵科，回家路過杭州，那時浙江體育會適開運動大會，公請他做了運動會總裁判員。有一次他自己表演體操，觀眾大為稱贊。光緒卅二年（一九〇六）他應浙江巡撫張曾之聘，擔任浙江新軍第二標（團）標統。他開辦一個弁目學堂，以訓練初級幹部，還調請了本省武備出身許多學生為第二標主要幹部，葛敬恩是其中之一；且負責訓練一個區隊，除一般教練之外，還在課堂上教“野外勤務”一科。“野外”就是戰地，其後辛亥革命浙軍援攻南京，得到實戰經驗。浙江省第一次征兵，實際還是募兵，全省因武備、弁目學堂與蔣伯器關系，應征的人蜂擁而至，不多時即征足逾額。他另外成立一個學兵隊，調葛任這學兵隊區隊長。所有這些部隊中，文理通暢思想進步的人很多，後來浙江成立二十一鎮（師）時，隱隱成了全鎮的骨幹。

浙江新軍成協（旅）時，協統一席應該屬於蔣尊簋，而清政府突然派了楊善德來浙充任協統。楊以剪辮子為革命黨象征，而第二標自標統蔣尊簋以下全是光頭。楊還要部下見上司請安打千，犯過要跪下打軍棍，有意同新軍為難。同時，浙江遵照清政府規定，成立了督練公所，重重上司，使蔣做事十分為難。又因徐錫麟、秋瑾案發後，外邊多知蔣和他們是熟人，蔣感覺難以做下去，乃辭職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