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辛亥革命知見（第3/9頁）
上海在辛亥（一九一一）第三件貢獻為本身秩序安定。其他各省在短期內易長之事頻見，人事紛更，即浙江亦未免，獨上海有始終如一之健全組織。上海貼近租界，國際觀瞻所系，自發難以至結束，無擾亂可與人以口實之事，此亦不能不歸功於上海當時有一支節制之師。廿三師雖屬新練，然士兵系浙東純樸農民，官佐系留日士官或浙江武備出身，都受過專門教育，亦大半為同盟會同志。張嶽軍（群）先生以四川人而在廿三師，蔣先生（時猶名志清）的一團則由寧波而來會合。當時一般組織，不免才散而逾量，獨廿三師有精選集中之效。其後編遣之易，亦因當事者均有國家觀念，不以一點武力為已足。
上海雖對辛亥（一九一一）有上述貢獻，然上海已竭其力，上海僅一商埠而不是一寶庫。短期間，一家惟一的商辦銀行“信成銀行”，其協理沈縵雲先生為上海革命後財政司長，發行滬軍軍用票以致信成銀行破產清理。中山先生抵滬之日，寧滬同志望眼欲穿，急於知海外歸來，有何外交助力和華僑捐款。二者為革命黨所急需，而後者尤為燃眉之急，均非一般同志所曾接洽。實際，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以前，南北已停戰，開始議和，捐款並無所得。
（三）再說握北洋新軍實力之袁世凱。所謂北洋新軍系指袁世凱在天津小站所練的一系，亦即其後來為禍中國二十年的北洋軍閥。袁初在天津練兵，後在天津任北洋大臣，故其軍隊長期在其個人勢力下，不與其他新軍同類。又因近在輦轂，舉足輕重，亦較其他軍隊形勢重要。戊戌政變之前，光緒擢升袁氏，譚嗣同深夜造訪，都因他有此力量，欲用其力以除頑固之西後；而袁終泄露機密，致變法不成，六君子就戮，康梁遠遁，光緒幽閉終身。迨宣統繼位，系光緒之侄，載灃攝政，系光緒之弟，不忘父兄之恨，貶袁歸田裏已三年矣。武昌起義，清廷無法應變，而北洋新軍在肘腋間，遂不得不起用袁氏。旬日之間，命為湖廣總督，為欽差大臣節制各軍，為內閣總理大臣。湖廣者，革命起義之處，節制各軍者，期北洋新軍之用命，總理內閣則交付政治謀議和矣，可見時勢之急轉直下。袁未必忠於清室，亦無情於革命，然為大義不能篡清室，為人心不能打革命。於是挾革命之勢以迫清帝，恃北洋新軍之力，使革命勝負不可知，而雙方均不得不就其範。觀吳祿貞之被刺，與灤州起義不成，顯然革命勢力不許延至近畿之意。最後由北洋新軍將領聯名請清帝退位，還有舊交故吏種種策劃，終成就其一人之欲望，此均有線索可尋。
除以上三個勢力皆不能戰而只能和，尚有兩個勢力促成辛亥和議：其一為南北士紳，其二為外交團。士紳如張季直先生草清帝退位詔，列名南京臨時政府，曾以個人資格借款充政費，然系袁之故交，後為進步黨重要閣員。外交團在中國能左右政治，辛亥革命，知中國民氣不可遏，革命軍且首先表示承認條約義務，故滬漢各國領事嚴守中立，然亦勸南北息戰言和。中山先生最後協議五條，其中要點皆欲以外交團作證為保。一條曰：“清帝退位，袁世凱即須知照駐京各國公使。”又一條曰：“文接到外交團通知清帝退位後，即行辭職，然後推薦袁世凱為總統。”其不信任與不得已，可以見也。袁在報告清帝退位詔同時，電南京托故不能南來就職，蓋南來即失去其北洋武力的根據。其電曰：“現在統一組織至重且繁，世凱極願南行，暢聆大教，共謀進行之法。只因北方秩序，不易維持；軍旅如林，須加部署；而東北人心，未盡一致；若有動搖，牽涉全國。諸君惟須審察時局，必能諒此苦衷。”而南京仍派蔡元培、汪兆銘、宋教仁等北上迎其南來就職，致有北京兵變之事。欲為借口，禍及民眾，其存心決不離老巢可知。
我今離開政治層，述辛亥革命時一般民氣。上章說過我母親帶我二妹性仁下鄉講說革命不是造反，光復是拿回祖宗之物，請大家幫助革命軍，獲得鄉下人同情之事。吾家女仆周老媽媽曾以工資購買浙江鐵路公債，至此又以工資捐助革命軍餉。滬杭寧沿線各地朋友談及家鄉之事，多相類似，有力者踴躍出財助餉，講演者有鄉人煎湯以慰勞乏之事。在上海，商店夥計每日爭閱報紙，其不得者，數人聚看一張，或一人讀給余人聽，顧客與店員隔櫃討論光復與共和，延遲買賣。九畝地的新舞台，向以演新戲開風氣稱，這時任何團體借用劇場開會，或請演義務戲助捐，有求必應。社會輕視伶人心理，自革命時起開始改變，初次聽見年輕的世家子呼演員為某先生某伯伯，與革命有關的演員棄掉藝名而用本名。武昌起義系每人用白布纏臂為號，凡準備響應者均預購白布，商店白布利市數倍。杭州光復之前，布店白布一夕而空。由上海暗運手槍炸彈，裝在鋪蓋內亦無人查察。逃難的人甚少，大家不以革命為可怕的事。社會上很少人談未來政權，亦很少聽見人受指導而革命。報上偶有局中人自相攻擊的文章，一般人不深加注意。中國人普遍的朝氣和熱情，再無過於辛亥革命最初之刹那者。人情之可感者，如天津女師地理教師南通白雅雨（玉昆）先生在灤州革命未成，被捕斬首。白先生生前有得意女弟子嘉定黃君守瑾，曾欲聘為兒媳，黃家因事未允，至此黃君自願許婚，料理白先生後事，奉養孀姑。我從白先生學時不長，聞黃君事常掛於懷，後知黃君之夫白君在馮玉祥軍中任事，當亦為灤州關系。北方同學因在官立學校，一向不問時事，四年前對徐錫麟、秋瑾之案，未動於衷，此次傾向革命甚於南方之青年，或即日南歸，或往來南北，攜帶禁品，不辭艱險。同學陳翠琬、於士嘉等由滬帶炸藥赴津，裝置如送禮之糕點，我見到她們工作，還有李鐘和亦在內。前述直隸方伯旗人增韞，在保定以育嬰堂轉變成一女學校，增韞自己的女兒與育嬰堂女孩，同以“鐘”字排名，而均無姓，鐘和與她的妹妹是另一客居在保定的家而惟一有姓的學生，她後來轉到天津女師的。天津同學大都受白雅雨先生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