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辛亥革命知見（第2/9頁）
實際辛亥革命，自民國前一年十月十日（陰歷八月十九日）武昌起義，至民國元年（一九一二）二月十二日（陰歷十二月廿五日）清帝退位，南北相持時期先後僅四個月又二日。其中商討之日，多於交鋒。革命戰事只兩處：一在漢陽，一在南京。其在漢陽者，先由革命軍占領，其後清軍由北京南下，革命軍失利而又退出。其在南京者，清第九鎮統制徐紹楨謀舉事不成，致清將張勛得負嵎固守。革命軍集各省聯軍之力，擊退張勛，占領南京，創建民國臨時政府。攻南京時，惟浙軍一支隊最稱勁旅，是清末有訓練之新軍。漢陽與南京兩處戰事都不過匝月，兩處一得而一失，使雙方形勢保持平衡，各知相持無把握而傾向和議。當時南北都是畸形之局，各有優勢，各有弱點，而第三者成舉足輕重，其勢如下：
（一）為革命對象之清廷。清代最腐化而又精悍之西太後去世已兩三年，此時的隆裕太後系光緒之後，與幼帝宣統均在位不久：以個人言，二人均是極可憐人物。其他皇室親貴大都暗弱。革命是大題目，為國家而不是對個人。朝廷主戰之人或死或去，烈士彭家珍炸死主戰最力之良弼，尤足喪清廷之膽。自武昌起義，各省紛紛“響應”，或“獨立”觀望，清廷再欲鎮壓革命，已不可能。清軍雖一戰而奪回漢陽，據知當時海軍薩鎮冰（鼎銘）態度，軍人以失去戰鬥力為止不能不戰。他是講原則，等待發完其最後一顆炮彈，故軍艦盡其最後之彈即不擬再戰，欲用漢人打漢人之事已不可能。
（二）為革命黨本身。攻下南京為革命軍第一勝利，獲有組織政府之重心，然軍力財力均已竭蹶萬分。“響應”與“獨立”各省足壯聲勢，而自顧不暇，亦不盡屬同心。武漢有首義之功，黎元洪被推為副元帥副總統，一般人心目中視為民族英雄，報上言論亦以武漢為多，然發言甚於負責。上述提議用陽歷的沈虬齋先生，一日在辦公室看見報上許多文章，對眾說他亦要發個通電，他背了一大串各省各地名人至全國父老兄弟姊妹銜名後，其電文曰：“我是好人，你們莫反對。”這不過是一滑稽諷刺，然可想到當時“做事的人”和“說話的人”責任不平均。克強先生在漢陽督戰，當時眾募之眾，沒有訓練，被北洋節制之師一擊而敗，幸有南京之克，始得轉以津浦路為北伐路線，這些都是臨時的推演，並無預定之總戰略。南京之後台為上海，上海對辛亥革命有莫大之功：一為容納各界，使革命以外的人亦為效力，士商之直接參加革命者，如李平書（鐘玨）先生、沈縵雲（懋昭）先生、王一亭（震）先生等；贊助者如張季直（謇）先生、趙竹君（鳳昌）先生等；而猶太富商哈同之別墅愛儷園，時為各方聚會之所。這點成就，由於歷年輿論的鼓吹，於右任、宋教仁諸先生的《民立報》，尤富有少年氣概。這支發揚鼓勵的筆，一般人已為之感動有素。又由於當時滬軍都督陳英士先生的胸襟寬大，善於周旋士紳。英士先生在社會與王一亭同輩，以先識其公子故，稱為老伯，其重人情可知。尚有其他革命同志，分途並進，不一而足。
上海第二件作用為支持四方。革命較安定的各省，多以上海馬首是瞻，仿效上海軍政府組織法。革命近於人自為戰，但亦一盤散沙。浙江革命後組織，即是到上海向膺白索取的藍本。葛湛侯先生《悼膺白學兄》文中記辛亥（一九一一）一節曰：“膺兄既畢業於日本……其關心最切，聯系最密者，則故鄉之革命策動也……清廷起用袁世凱，驅其北洋久練之眾……直壓武漢，革命勢力岌岌其危……陳公英士已在上海準備響應，浙江內部亦已籌劃成熟。不意南京第九鎮舉事不密，為張勛鐵良等所敗，於是武漢之勢益孤，各地響應之呼聲雖盛，而實力莫舉。膺兄與英士先生遂決舉平時苦心準備之滬浙兩地，相繼起義，時為辛亥九月十三日，杭州省垣則為翌日十四日也。是役予忝列參謀，接洽頗審。使非有此迅雷手段，以奠定中外視聽所系全國金融總匯之上海，則武漢新挫之眾，何以支持，南京初退之師，何以收容，而袁世凱等之贊成共和，更豈若是其易易耶？”湛侯先生是我堂舅，與膺白在浙江武備同學，其入同盟會系膺白所介紹。辛亥浙江起義，由上海密運武器到杭，均預置其寓所，攻南京時為浙軍參謀，作戰計劃是他所擬。
上海對南京臨時政府，上自各省代表之接洽，下至總統府庶務之微，均為第一準備站。戰事若再延續，最急切的責任亦在上海。中山先生命膺白為兵站總監，籌備北伐後方之事，而膺白乃滬軍都督之參謀長也。膺白所領的一師兵，本隸滬軍，為第一師，克強先生為臨時政府陸軍總長，改為第二十三師，隸中央政府。廿三師原來駐區在松江以北至上海北站，漸漸進駐南京，故後來留守府及江蘇都督府的衛隊都有廿三師的兵。膺白往來滬寧，日不暇給，鐵路局為之添開夜車。黃伯樵先生《懷黃膺白先生》文：“克強先生在南京組織元帥府，並籌備組織臨時政府，余亦效奔走於其間。政府成立，大總統孫公與陸軍兼參謀總長黃克強先生，均時時以重要國事咨詢先生。其時上海為各方政治軍事總樞，英士先生倚先生如左右手。先生奔走京滬，顧此失彼，因由滬軍都督府商於當日之滬寧鐵路當局，行駛夜車；京滬路之有夜車，實自先生始。”伯樵先生是辛亥（一九一一）隨克強先生在漢陽又在南京的人。提起廿三師，後來南北議和，沒有戰事，故亦未見戰功。惟有兩點非常之事，其一自請解散，其二出了國家不世之才。朱鐸民（鏡宙）先生《內政外交中之黃膺白先生》文：“諸藩歸政為日本明治維新之基點，日本之所以能成為近代式之國家者，實皆出自當日諸藩熱誠愛國，以軍政大權舉還國家之所賜。膺白先生當辛亥……統一告成，即以解散二十三師請，以為軍權歸還中央之首倡。其眼光之遠大，愛國之熱誠，當世寧有其匹，惜乎繼起無人。”若以後來癸醜（一九一三）成敗論，則這一舉是書生之見，功過不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