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到天津讀書

與我同輩女子，讀書大都是年長後半路出家。我幼時在家，無意中識幾個字，最初從壁上掛的對聯，椅背上刻的唐詩學起，喜歡問長問短求個明白，觸動了我母親要我讀書之念。家裏絕無為我一個人而請教師之理，外祖家、外叔祖家都聘有館師，但專為諸舅。姨母們即使要讀幾本書，僅到書房上書，即回內室溫習，並不查考認真，母親不便開口送我去附讀。她忽然轉念頭想起一個人——外祖父的老師周春圃先生，成家得子甚晚，老先生在世不及教兒子，卻教過他第三個女兒讀書。這位三小姐在家做手工養母，住得離書家不遠，母親去同她商量，命我正式從她讀書。我生平第一張書桌是周家三小姐做針線的板台。後來女子讀書風氣大開，我這位開蒙老師取名振亞，曾到上海務本女學讀書，回嘉興又和我同過學。她母親去世，我父母為她伶仃，請其帶著靈位搬到吾家，靈位設在一間空屋，而她則常與我在一起。我幼時學數學所用《筆算數學》教科書三冊，從第一習題到末一習題，不漏一個，都是與她同做的，振亞先生後來出嫁，我母親代表女宅，她有了孩子還帶來見我母親。

我十三歲以前，未出家門百裏，沒有見過山，讀書至“登泰山而小天下”“悠然見南山”，常常不勝其向往。十三歲那年夏末秋初，忽然坐一夜小火輪到上海，從上海換海船到天津，經過幾千裏路，我依然在一無山之城。天津是渤海灣裏一個鹹灘。因這次讀書之緣，我後來曾一再蔔居於此，而且在天津大半的時間我們過的閉戶讀書生活。

我到天津讀書是偶然又偶然之事。在嘉興，我們七八個人的私塾，家長非親即友，都住在一條街上，除我姨母和我家裏，或因人多，或因屋少，沒有做過講堂，其他幾家都做過，以在吳家最久；因吳家有一男生，必定要請館師，且有供先生膳宿的地方。當時我們幾個人大半沒有目的，得讀書已深覺幸運，用功不待家長督促。我姨母敬誠每日要在燈下讀書至二更後，外祖母怪她不做女紅，她放學後先做弟妹鞋襪，使外祖母無話可說，然後回房讀書。我是同學中最不用功的人，喜歡聽陳蓮史先生談閑書，注意時事。陳先生有時自言：“一腔熱血，竟灑何地！”他老先生不知為何感觸，我卻深為同情。戊戌、庚子之事，我們耳熟能詳，甚為刺激。我到天津去的上一年，美國禁止華工，中國人抵制美貨。這是中國抵制外貨的第一次，嘉興人甚為激昂。後來為國會議員的褚慧僧（輔成）先生，編了歌拿了面盆在嘉興沿街敲唱“勸人勿用美孚油，改用其他火油，每箱只用十文醋，功效勝於美孚油”等話。我們家裏大半還用菜油燈，聽勸即停用火油。我一生於用洋貨極自謹慎克制，這是初次的刺激。

寒暑不改的在這小天地中，我們有時亦想望嘉興以外的地方。董文英、周振亞曾到上海一學期，回來說：生活講究，用費大，讀書沒有我們認真；她們不再去，我們亦不希望。忽然有一日，上海來的報紙登有官立北洋女子師範學堂在上海招生的廣告；資格是身家清白，二十歲至三十歲尚未成家之讀書女子，待遇是學膳免費、依成績月有津貼，畢業後由學校派往各地盡義務，月薪最低卅元。監督傅沅叔（增湘）先生親到上海招考，學額是四十名，傅先生的履歷亦在新聞裏載著。這個廣告打動了我們一半女同學，董文英已過二十歲，決定去應考，吳振華年十九，八姨葛敬誠年十八，都報作二十歲不至有問題。董家志華、志新、志中因家長不許，本人亦無意遠行。只有我，年紀相差太遠，要去而不能，望報興嘆。投考結果，去的三人全被錄取，而八姨則高居榜首，為四十人中第一名，回家準備行裝，外祖父將親送到滬登船。這時最失望而且仿徨的人只有我，平時我因年小得意，這次因年小吃虧。同學走了一半，私塾已經解體，我將何往？母親平常管我很嚴，更不在我們身上浪費分文，這次她對我同情，叫我自己打聽杭州有個學校，如果好，讓我去；又拿出白洋一包，請外祖父帶我到滬送行，參觀大輪船。嚴母無論如何藏不住她的慈愛，而且用“大輪船”哄我，還真當我是小孩子。

傅沅叔先生和錄取的新生及送行的家長，分住上海三洋涇橋泰安棧、全安棧、長發棧，候船動身。外祖父帶著姨母去登記報到時，我跟著站在旁邊，我還剃發男裝，穿件白洋紗長衫。沾了姨母先聲奪人的光，傅沅叔先生與外祖父殷勤問答，看見一旁侍立的我，甚為注意，問起我的程度，為何不考等等，外祖父據實以告。沅叔先生立即帶我到桌邊，提筆給我，叫我寫履歷報名；寫到年紀時，我曾仰頭自語：“填十七歲好不好？”再多實在不可能了。他懂我意思說：“不用虛報，填真實的年齡好了。”寫名字時，我為曾被同學譏諷“性真”是僧尼法號，想到我一輩弟兄是“景”字排行，我的弟弟君怡譜名“景清”，便臨時自名曰“景英”；這個名字實很俗氣，大不如父親所給的原名。到我在女師畢業時，沅叔先生送每人一副他自書的對聯，題款知我還沒有號，他用景慕沈雲英之意，給我取“亦雲”二字。抗戰時起，我以字行不再用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