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到天津讀書（第2/4頁）

沅叔先生看我在他面前寫詳細的三代履歷，我雖然沒有準備，而且是第一次寫履歷，我記得我父親所寫格式。父親以我嗣祖父母為父母，而稱祖父母為本生父母，故我的履歷裏亦寫有祖父母和本生祖父母二項，一切我照著所見過的規矩。沅叔先生看了我的報名單，叫我準備同船到天津，他說在天津還要招生四十名，並向外祖父說，考得好將不拘年紀，否則送我到“高等”；天津另外有個叫高等學堂的，亦是他所主持，若是保送，亦可免費。我就是如此意外的隨眾登程，來不及再回家，外祖父打電報給我母親預備行李；我的行李三件——一只箱子，一只網籃，一個鋪蓋——是由戴生昌輪船送出。動身之前，同學見我穿著長衫，笑問是否招有男生，我急自將長衫剪去半截，過膝短褂，勉強符合當時的女學生裝。

我們浩浩蕩蕩員生四十余人，在光緒卅二年丙午（一九〇六）夏末秋初，分乘招商局新裕、新濟兩輪先後出發。所住俱是房艙，每二人同一室，有上下兩層板床，各用自帶鋪蓋。我和姨母同室，她睡下層，我睡上層，二人都暈船嘔吐不已。在上層甚不便，我搬睡地板，鋪一席已無隙地，旁置面盆一備吐，茶壺一供止渴。開著艙門，略通空氣，姨母時刻叫小心茶壺面盆，怕我倒翻。我素有暈船暈轎之病，坐海船此系初次，房艙頗不潔凈，更為不慣。離家時一股勇氣，中途已想起家來，暗自流淚，惟不肯告人示弱。舟抵煙台，始能起身，小販上來兜售水果，均價廉物美，蘋果、葡萄、梨，鮮美為家鄉所少有。出門至此，已是北地風光，傳說中北方生活之苦，存有戒心，不想天產之佳，氣為之振。江浙同學均不能國語，僅周道如曾客他鄉，胡佩芝（永瑞）是安徽人能說官話，大家恃為護符；官話即普通國語。當時我們旅行最苦的一件事要自倒馬桶，用鋪蓋索結住桶柄，向海一拋；這工作在風浪搖擺中，姨母和別的年長同學合作，怕我失足，不讓我做。若幹年後，始知船上有大餐間設備最好，還有官艙亦比房艙為潔凈，當時只知有統艙，比我們還要不如。我們雖有若幹不便，但全艙盡是同學，一星期朝夕相共，家庭和個性都已熟識。後來在校，出入相照料，疾病相扶持，人人感覺第一期同學間感情特厚。我們到天津的一天，在紫竹林碼頭登陸，天只小雨，霎時大雨傾盆，抵校水已沒膝，候行李下午始到。自晨過午，大家忍著濕，天津給了我們一個下馬威。

天津本一濱海衛所，自通商辟埠，增加地理上重要性，地方日趨繁盛，其繁盛僅次於上海。與上海有不同點，上海的繁盛向租界附麗，天津則與租界抗衡。租界刺激了社會有心人，乘北洋大臣項城袁世凱權位之隆，在其治下，一時興教育、辦實業，為全國各地之冠。天津的警政亦有名，治安可靠。吾人於歷史對項城有不可恕的地方，然他這段在北洋總督任內所辦的新政，是不能抹煞的。其間有一位熱心而“為而不有”的嚴範孫（修）先生——那時我還不知其事——是與這些新政的舉辦大有關系。他是項城所敬重的一個朋友，家住天津故城，後來人們紀念他，稱他所住的街為嚴翰林胡同。他的嚴氏家塾即後來的南開大學，他與別處提倡地方事業的人不同，只鼓勵和成就別人做，而自己不居。

我們的女師亦在這個時候應運而生，校址在天津河北區，是中國人自營的新住宅區，馬路電燈自來水俱全。路以經緯分，用《千字文》句依次為名，女師所在的第一條橫馬路即名天緯路。這個學校名義上的倡辦人是北洋大臣袁世凱，在其任內入學的人，他都視作學生，實際籌備而主持者是傅沅叔先生。傅先生是四川江安縣人，一位少年翰林，辦學時還不過三十幾歲。他開辦初期的目標，要速成一百名小學教員，分向北京、天津、上海三處招生。那時讀書的女子甚少，讀過新書的更少，二十歲而尚未成家的少之尤少，不得不借才異地，躬自遠道招生，登報招收女生，在當時尚屬創見。後來北京、天津、保定三處，有不少江浙籍的女教師，於南北人情生活習慣的溝通，頗有貢獻，不能不說由於他的遠見和勇氣。一部分地方上狹窄人士，以為用北方的經費，培植異鄉的人，亦有持異議者。傅先生之後，校長都為本省人，學校名稱，亦由北洋女子師範學堂，改為直隸女子師範學校，又改為河北第一女子師範學校，最後擴充為河北女子師範學院。我是北洋女師時學生，畢業時，北洋大臣已非袁世凱而是楊士驤了。傅先生在我們一班畢業後，升任直隸提學使。張之洞為學部尚書，辦京師女子師範學堂，請他兼任校長，故京津兩地最早女學生都是沅叔先生弟子，而京女師教職員中，已有我速成的同學在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