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家鄉的幾位前輩

我寫這個題目,為在報上讀了一篇文章名曰“民清之際在長沙”,是左舜生先生的回憶,述及當時湖南教育界和幾位前輩,不由我不記起同一時代在嘉興的幾位前輩。他們都改變了他們的前一代閉關自守之風,而出來喚醒世人,致力教育後輩。不過我是女子,活動和處境與男子不同,家長和社會所期待其成就亦不同,所接觸不廣,所感受有限,不足以概一代的前輩。惟其如此,我所遇到的幾位前輩,為幾個女孩子而用心不怠,是不尋常的。

我所從第一位男教師是汪京伯(鎬基)先生,在同街吳姓,董政孚先生的姊姊家。董先生受姊氏之托,教育她的嗣子壽康,壽康我們後來稱他銀哥,系獨子兼祧,家境甚好而性文弱,在近鄰訪求同學之人不得。政孚先生首開風氣,將自己的小女兒六弟送去同堂讀書。六弟名志中,與我同歲,於是董、吳兩家家長想著來邀我,我父親母親答應讓我去,這是嘉興親友間第一家男女同學。汪先生在吳家大廳的一邊,一天到晚帶著我們三個學生,六弟還只啟蒙,銀哥已開講《孟子》。我在他們之間,常“舍己之田而耘人之田”助六弟造句,聽解釋《孟子》,以前女先生教我書是不解釋的。不久,汪先生考取赴日本學陸軍,我們初次懂得留學和陸軍的意義,先生要放下我們而走,定是一件前程遠大的事。

這時敖夢姜表兄出私資辦一學校,這學校後來化為“蒙養學堂”,最初沒有名稱,租屋在蘆席匯。招生招到我家裏,夢姜對我父親說:“德叔(父親小名德),大弟(指我)應同男孩子一樣讀書,求新知識。”我父親的伯母娶自敖氏,是五伯父的嗣母,五伯母住在吾家,敖家在我緊鄰,故雖屬旁親,往來甚密。蘆席匯的同學,我們事先一點不知道,父親聽夢姜的話答應我去。我們這條街上,當時只有我一個不滿十歲的女孩子,每天走半裏多路去上學,有時母親給我坐渡船的錢,則少走一座橋。蘆席匯本不是住宅區,學校在一處很舊的房子,我們只有一間講堂。何故設校於此?是否要打破讀書只是士大夫家的風氣?都不得而知。房子雖破,但課桌黑板,先生與學生面對上課,先生立而學生坐,則與我以前讀書的規矩和形式都不同了。我是十來個學生中最小而惟一的女生,本亦男裝,長袍馬褂。我要改稱夢姜為先生,他叫我依舊稱他大哥哥。大哥哥和一位韓先生輪流上課,他們二人用的精神甚多,而辦法很少次序,大半學生未有史地常識基礎,他們卻津津述美國獨立、自由鐘、波蘭瓜分和清人入關時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等等。大哥哥善於講這些故事,家長查問,我們讀書很少,而我們聽故事懂得很多。他有時坐著畫畫給我們看,叫我們學,但沒有講過基本入手方法。沒有琴和其他樂器,但吟或唱的機會甚多。“四萬萬人,都是黃帝的子孫,要同心,要同德,恢復故土”,是他帶我們唱的一首歌,那是顯然革命口氣,亦沒有人注意我們。一日,他很高興地告訴我們,他得了個兒子,在黑板上寫“弘德、毅生”四個字,是他給長子的名和號;還說倘有第二個兒子,將取名“弘權”,隨解釋“德”“權”“弘”“毅”等字的意義。這段不按軌道的教育,我曾向同鄉的人談過。民國十三四年,北京交通部電政司一個嘉興朋友說起有敖弘德為母老請求他調,公事從湖北某縣來,我托其打聽敖君家世。其後政局變,我離開北京時無有消息,不知其是否夢姜後人。

韓先生我不知其名,他與夢姜一樣熱心,但神氣是沉靜的,教我們不久,回家病逝。他不是本地人,有人說他是憂時之士。他留給我們兩首歌,無譜,但亦抑揚而唱,我尋聲追憶出來如下:

山河公共器,前廢子傳賢,陶唐妙理。禹湯錯算計,把國民公產,兒孫私據。千世萬紀,淘多少梟雄閑氣,到如今,故址紛紛,何限秦頭漢尾。

兩山夾帶路逼窄,如往而掉頭折百,忽見老牛駕車來,運輸米粟載充積,進步難兮進步遲,終不退兮終不息,不問千裏更萬裏,能自極南達極北。

韓先生唱前一首歌,常坐著如念詞曲,有時同我們一起玩時亦哼著。唱後一首時,常在我們面前踱方步,摹仿那老牛之狀。我當時並不明白歌中之意,他的神氣使我在解事時回想,而亦了解了詞義。因韓先生的病故,而夢姜大哥又是喜活動的人,他要離開嘉興,蘆席匯的書房停辦,搬到董政孚先生家大廳,稱曰“蒙養學堂”,即在吾家對門;我自然照樣去讀書,這是我初次進的有名字的學堂。蒙養學堂學生加多,分了班,定出課程,添請教師。常川住校是一位從南翔請來的張仰楓先生,他是有過經驗的小學教師。壁上掛滿本國和世界地圖,還有人種物產分布圖。有一架小風琴,沈心工先生編的唱歌集中歌曲,大家都會唱起來,走出走進聽到:“長長長,亞洲第一大水揚子江。”張先生帶著學生捉迷藏、搶四角;他亦講故事,《黑奴籲天錄》《魯濱遜飄流記》拉成長篇說書,說得有聲有色。我沒有上著張先生其他的功課,但在遊唱和聽說書隊裏,常常放了學還不肯回家。一向夾在比我年紀大的人中間,只有這一時期我盡了童興,玩得很夠。我不知這個學校的經費來源,亦沒有聽到母親說過我的學費,偶有一次看見政孚先生從裏面出來遞給張先生一個紙包,大概是薪水。夢姜大哥的弟弟竹民三哥教我們珠算,三哥經常是在家納福的人,可能敖家董家與這學校都有點關系。後來這個學校歸政孚先生一個侄兒接辦,我已經不在那裏。君怡進的“養英學堂”就是由此而來,是一普通收費的學校了。我在蒙養學堂時,講堂裏最得益的是教文史的沈駕山先生,他常常伸縮國文歷史混合教授,使讀文時見內容,讀史時有文味,將幹燥材料變得引人入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