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家鄉的幾位前輩（第2/3頁）

我們住的一條街柴場灣，因為有了蒙養學堂，成為兒童世界。每天出入其間者，女孩不少於男孩，引得年紀大一些的女子亦躍躍欲試起來。政孚先生三個女兒志華、志新、志中，甥女吳振華即壽康之姊，侄女文英，我的八姨母敬誠，都曾在家裏——半從師，半自修——讀過書，想要合起來照學校的讀法。我曾經在吳家附過學，她們都認識我，父親母親正覺我在蒙養學堂玩得多而讀書少，願我加入，於是我又回到一間終日坐著的書房裏。書房開始設在文英家，後又搬到吳家，請教師分班次，均由政孚先生做主。在吳家時，我們一共七個人，文英沒有參加，七個人共分兩班，志華、八姨和我一班，其他四人為一班。國文教師陳蓮史先生膳宿吳家，以吳家大廳的一角為教室，湊現成桌凳，三人二人分坐，我坐在陳先生最近，獨占一條小桌。

我十二三歲的兩年，就這樣每日在陳先生的座旁，年長的同學都是自動好學，我跟著受提攜。政孚先生自己教我們地理，他看我們七人等於自己女兒的擴大，不受一點酬謝。逢年節，母親叫我捧只雞，或者傭人幫我提瓶酒送去，總是推來推去不肯受。範拱微先生教我們數學，要走相當一段路而來。有一個時期他自己辦一女校，搬在敖竹民三哥家，很希望我們幾人並入，而我們自有其樂不去，他照舊來。偶然得到物理實驗用具，不憚帶來試給我們看。範先生亦不受酬謝，他就是後來在佛學界聞名，著作很多的範古農居士。

陳蓮史先生是我在家鄉所從年紀最大的老師，他其時大概有五十多歲，布衣布鞋，神氣樸實。他不像汪先生的年輕要顧前程，亦不若董、敖、範諸先生的家境甚好，可以自由用其心力。他是一位職業教師，而以教書為樂。他住在吳家，每日比我們先進書房，後退出，課余喜歡有談無談，談的多半是掌故典故，不拘一格。我們書房裏有四個剃發梳辮的人，陳先生和吳壽康是男人，董志中和我是女孩男裝；在清廷治下，凡男子都這樣裝束。一日，他哼出一首詩來：“一念從君積已深，於今地下好相尋。兒曹莫漫收遺骨，留觸人間起義心。”是清初一位不肯剃發而被斬的人臨刑時口占，寧死不剃發就是死不投降的表示。我後來看《朱舜水集》，他在日本收了不少忻慕中國文化的弟子，當時秉日本國政的德川氏待以賓師之禮，特許其晚年從中國召一孫子侍奉；他寫信給孫子，如果已經沒有明朝衣冠，寧可他穿日本吳服來見，不願其穿清人服裝，可見漢人痛恨改裝的心理。二百余年，我們拖著辮子，竟習以為常了。

陳先生批我們文卷與別的老師不同，他舍得給圈，起碼是圈，常常雙圈密圈，發見我們許多好處，使我們忽然提高自信心。他一面加圈，口裏自言自語念康有為的詩：“南國菁華發達先，本來天女最雄妍。花神自有回天力，莫任東風再弄權。”若幹年後，我與康先生的次女文佩（同璧）相識，還背得出這幾句。陳先生沒有教我們做詩，但他常以淺近易懂的詩句代話，或作話題。

此時梁任公先生的書在嘉興已甚風行，《飲冰室自由書》成了我們課本論題，《中國積弱溯源論》和《戊戌六君子傳》讀得唏噓慷慨。讀過任公文章後，我很覺心境不同，眼界亦不同。我後來與膺白同認，我和他，還有不少朋友，都受任公書影響而趨向革命。我們的前輩給我們的教育，原是鼓勵志氣多於研究學問，讀任公書，他的筆下帶著熱情，而志氣原亦需要學問。我自陳蓮史先生教書時起，讀任公書，卅年後在其身後，還讀他那篇帶病而寫由他兄弟續成的《辛稼軒年譜》。宋代詞人中，我是最喜放翁詩和稼軒詞的。任公所舉中國歷史上六大政治家，我甚敬佩王荊公和張江陵，本人的集，別人所作他們的年譜，亦曾一再讀。

當年嘉興城裏常舉行一種會課，等於會考。地點大半在精嚴寺，有時亦借私家住宅。程度分初級、二級、三級，自由報考，列前茅者有獎品。我第一次報名初級，得獎地球儀一架，未曾得過見過，視如至寶。母親最怕我看事太易，以後即令我跳出二級而考三級，曾敷衍過好幾次。一次，在塔弄張子蓮先生家會課，作文題為“《原法篇》書後”，我不諳題目出處，同考的人亦都茫然，監考屠保三先生不願給大家失望，做主臨時改換題目，我十分怏怏而歸。父親不在家，急待次日告知陳蓮史先生，他立刻取出《明夷待訪錄》來。明儒我本只知崇拜陽明，漸漸地認識清初黃、顧諸賢，恍然以為“知行合一”原亦在是。我尤慕梨洲弟子萬斯同，修明史而終為布衣。民國廿六年（一九三七）春，我忽然接到一份從寧波寄來的請帖，請參加重修萬季野先生墓落成典禮。這類事情在我甚少有，而帖上明明寫著我的名字。後經打聽，知有人發起重修萬墓，膺白曾以我名贊助。因他不久臥病去世，此事竟無機會向我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