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二妹性仁

性仁又名景芳，小於我兩歲，我稱她“弟弟”，有時呼為“老芳”，她始終叫我“哥哥”。她與我從未同過舉，共過師，這是母親的主意；母親說：“姊妹同學，競爭則傷友愛，倚賴則妨進步。”我們性情有不同，然沒有彼此相比較心。她與我同樣，開始讀書出於意外，幸運有賢明的父母和師長，可憐無正常之機會與途徑。女孩子可讀可不讀，多半由自己摸索，摸索故常事倍功半，然亦因此有獨往之樂。我姊妹都家務之外，見書而喜，敬慕讀書的。我十三歲以前，附讀私塾，只須出國文先生一份修敬，董政孚先生授地理，範拱微先生授數學，皆盡義務。十三歲考進北洋女師，月得津貼甚厚，連衣著足自安排。十六歲後到教會學校讀英文，是出學費最多之時。我用費多，母親即選擇學費較便宜之處讓性仁去。每次我離家時，母親交我紙包銀洋一卷，囑曰：“父親辛苦，弟弟身上克省，你好好用功。”我恒哭而後行。年暑假，我的路程稍遠，要比性仁先一二日動身，遲一二日回家，她總是高高興興為我整理行李。出門時盡好的東西讓給我，歸來有不用之物送她，雖舊，總是欣然接受。逢人常說“我的哥哥”，表示信任。

我性毛躁而發出即悔，性仁能受委屈，然久而後消，故我體健而她身弱。我幼時有玩具一匣，中有各色青田石圖章，燒有凹凸花瓣之白磁書碟，父親寫剩之扇面，用余之金銀粉小磁盅，五彩花箋，合放一小箱，箱有兩屜，布置有序，間日一開弄之。這些物作，或屬獎品，或由磨墨勞力而得，我特自珍賞。此八寶箱最為性仁所忻慕，一日，不告我而啟視，我惱怒盡倒於地，性仁從容整理如原狀。我不自安，借他事以慰之，又自願分潤幾件，她不納不理，且久久不與我交談。

我受父母命，做過弟妹的溫習補課先生，儼然先生的假尊嚴，成我終身的不自然。父母去世，我又儼然效父母之愛，傳父母之教，這反常心情更為人所難解。父母豈學得到？我未熟而熟，不老而老，無意中許多錯誤，性仁年紀與我相近，能許我是，而諍我非。

我與性仁曾有過兩次泣別，囑托後事，而均無恙。一次泣別在辛亥革命，我十八歲，她十六歲，以為光復大業要經過長期艱險，二人商量，一去一留。我膽大，請以身許國，她心細，願在家事父母，分手時她哭而慰我。後來我並未做任何冒險的事，她卻陪母親坐船下鄉，講說革命是拿回祖宗之物，不是造反，大家不要怕，而應該幫助，鄉下人很起勁燒茶水請母親和她喝。第二次泣別在民國五年（一九一六）的春天，反洪憲帝制的同志們，都以為浙江省之向背，與成敗有密切關系，辛亥（一九一一）癸醜（一九一三）有前例可鑒。要加速浙江當局的決心，需膺白返滬，而膺白因癸醜之役，有袁政府“不論生死，一體給賞”通緝令，命令曾貼上海通衢。究竟他往雲南抑或返滬，由我在滬先與幾位浙江朋友接洽而後決定，他在香港候我電報。我計算，在滬赤手空拳且險，然有助於全局。膺白自己無野心與聞桑梓之政，省中當局能信之，勸說較易，於是不顧一切電請他返滬。這時，我父親攜弟妹由嘉興到滬，賃居愛爾近路春暉裏。父親搬滬的理由，原為我；我奔母喪回國，正值雲南起義，父親不要我返裏引人疑竇，移家就我。性仁與我在閘北覓屋，因此地與商務書館編輯所相近，父親所熟識，沒有想到公共租界曾袒袁，亦不預料膺白回來之速。父親平日論時事，責袁氏背信叛國甚烈，然我試探膺白應否回滬，他總遲疑以為尚早，這張“不論生死”的通緝令，委實使他不能放心。我接膺白返滬確訊後，不得不急急出去覓屋，覓屋要在法租界，因法租界比較寬容革命黨。一切只有兩個朋友知道：彭淩霄（程萬）先生在漁陽裏，我與約定膺白從法租界大自鳴鐘碼頭下船，先到他家暫住；殷鑄甫（汝驪）先生在協平裏，夫人鄭惠昭嫂陪我向經租處租得同裏一幢屋。萬事俱備，我要離開父親處。我雖已成年，在父親處出入必報告，且從無至晚不歸之事。於是我先將事實詳告性仁，與她商量，要求她兩件事：其一，要她幫我向父親說謊。天！父親教我們勿說謊，我們乃聚謀對他說謊。其二，我將於次日清晨獨到碼頭接膺白，若不幸出事，我不再歸，以後家裏一切是她之責。我父親曾中過風，行動不便，君怡時年十五，性元十歲。她極言擔當，叫我放心，然一夜哭不能止。我因心中有事，待天明，陪她整夜不眠。

我搬到協平裏之第三日，忽然性仁陪父親到來，攜著大包小裹，還帶著吾家久用的一個姓周的老媽媽。她說，一切已經明告父親，知我為謀安全，不敢雇傭人，父親商得老媽媽同意，到吾處幫忙，如此，門戶及飲食，我都可放心不管了。籃裏、包裏，還帶著已經煮好的菜。老媽媽是我母親留下來當心我父親飯菜的人，君怡性元均她帶大，是吾家一把重要的手，讓給我用，她的工作要性仁添勞。民國五年（一九一六）的上半年，我往來於尚賢堂、漁陽裏、淮河路之間，膺白設計，我作傳遞，外埠來人，我為前哨，未露消息，而所事幸遂。父親的恩不能忘，性仁的安排亦不能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