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二妹性仁（第2/3頁）

性仁幼時喜數學，有願學醫，曾向母親要求。母親問我意見，我答，學醫必學到底，擇偶須就同業，母親因而躊躇，一言影響其前途。她曾在日本長崎活水女學讀書，因父病而歸。她將考北京女高師時，我因她一向偏喜數理，加她注意勿疏忽史地。她取我架上《漢書》，看一星期不放手，入京還帶走，但未與我言興趣何在。在女高師，名常居前列，為方惟一（還）先生最得意弟子，從此嗜好文學。

民國六年（一九一七）她與天津陶孟和（履恭）君結婚，孟和時為北大教授，二人志趣相投，淡泊為懷。家住北京東四牌樓月牙胡同，房東賣屋迫遷，覓得北新橋小三條胡同之屋，極合意，而屋主只賣不租。時甥女維正已生，維大方在孕，孟和上有老母與一不嫁之妹，於是舉債出重利購屋。正在五四運動之際，北京政府已屢屢欠薪，教育部與所屬各大學尤苦，常久候得半月之薪。性仁以多產而病，且欲譯書售稿，助家計而償屋債，生活尤克己，至營養不足，體愈弱，性趨悲觀。一次，我告訴她，我手邊有點錢，存銀行息不過一分，為何不向我商，而負如此重利與限期償還之債，自苦如此！她說，借所親者款，亦有不便處，能免為佳。這所房子實是她的致命傷，為此而更礙其健康，但她卒如期還清債務，且翻蓋北屋，與孟和母妹同居。

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後，我居浙西莫幹山，春季“映山紅”遍開，“映山紅”即杜鵑花。性仁愛花亦喜昆曲，我用牡丹亭曲語請她到山看花曰：“此地遍青山啼紅了杜鵑。”她回信曰：“八年未上先人丘壟，請在滬相候，將過南京邀性元，到滬與姊弟同回鄉掃墓，然後上山賞花。”到清明節她果南來，一一如約。掃墓畢，由君怡夫婦攜孩子們回滬上學，我姊妹三人上山作十日之遊。塵念均消，童心復返，平生同遊之樂，以此為最。回滬時，她與性元都添得不少行李，大筐小包，皆山中野蘭野杜鵑，一路在車上猶不廢灌溉之勞。性仁平時寡言，這次在白雲山館門前，朝夕同散步，她講所喜書，所看小說，所感動的事和言，忽多唯心之論，共勉以“心安為理得”。

“九一八”沈陽變起，她一改溫文之態，同我一樣激烈，與我通信甚多且長，滔滔不盡。匹夫有責，而我們匹婦無謀，借文字以發憤。我們同以為召外侮之原因固多，但不能抵抗外侮之事實由於內爭。見報載章太炎先生言：如無閻馮之戰，則雙方幾十萬健兒足以應敵，何至如此倉皇！我們不勝同感。更追溯一個一個政府與日本的關系，邊省與鄰邦的關系，一次一次勇於內爭而引狼入室，恨國人忘懷之易。我們約定了一項很幼稚消極的制裁行動，我們不與參加內爭的人為友，友而參加內爭，相見不與握手，使全社會添一道德標準。

日本人侵占了東北後，華北亦漸多事，性仁夫婦先把維正、維大、愉生三個孩子送在上海君怡家。這時君怡自己的孩子尚幼，和吾家熙治都未進過學校。為諸甥擇校，我始發見在上海覓一近於理想的學校之難，黨化的紛爭竟連中小學都不免。當時學校大概有三種狀況：黨化則師生忙於外務，一個上海最老的私立女校為人所奪，讀書其間的學生家長，有事欲晤校長而難以見到，校長常常開會去了。反黨化的則往往支持乏力，不前進與不活動亦為青年所不喜。教會學校則一向與中國教育精神有距離。我為維正姊妹報名允中女學，校長是老務本女學出身；務本倡辦人吳懷久先生的夫人所鼓勵，受公共租界津貼獎的一個學校，介紹給我的人稱之曰準教會學校，且說這時候但求定下來讀書，說不上理想。性仁來信要把兒子愉生送到莫幹小學，愉生是最小的孩子，性仁雖說節儉，然比鄉下生活究竟相差甚多。我和膺白都躊躇，除非我自己亦在鄉下，而此時因時局故，膺白不能如前幾年的長期居山。性仁一再函托，且說這是難得的機會讓孩子認識實際農村生活。莫幹小學校長鄭性白其時尚未結婚，他為我解決了難題，愉生在莫幹小學和全體同學共飲食，但睡在他的房裏。熙治隨我到過學校，她是住在女生宿舍的。至長城戰起，性仁孟和都南來，愉生在校生病，性仁非常悲觀。其時膺白受命北行，計局勢系暫時綏靖，孟和急急帶愉生北返進協和醫院，暑假他們全家回平。這年的五、六兩月，君怡為兩個姊家，不知多少次的深夜送人上車站。

我在北平期間，性仁為公為私都十分關切，她看我內緊張而外忙碌酬應之生活，甚為同情。有空常帶我走走舊貨店，看看花市。北平的舊貨店是很可以消磨時間，亦很可以化錢的地方。我性急，見則買，買即歸，她叫我一次不要多帶錢，稍做交易，問問看看，亦可養性怡情。我二人都喜歡磁器，故都舊家的家用杯碟，舊貨攤上常有散見，雖非古董，但花紋質地均靜美可愛，往往買著一件，不由不想配成一套。性仁買得一種紅龍花樣的酒盅，比新貨酒杯略高而深，年代大概是同治光緒，最便宜的不到一元，貴的出過三元以上。她的目標要收集四十八只，她自存並送我和君怡性元各十二只。我名分下的一套十二只最先得到，她告我寄存在南京性元家一只藤包內，實是已經搜得的紅龍杯；她秘不告性元，怕她知道了要急於開看。這點趣意，不知她後來有否完全成就？她送我的，則抗戰中又復失去，或將再與有緣者相遇於舊貨攤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