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到天津讀書（第3/4頁）

傅先生做我們校長——那時稱為監督——和我們見面是在全體聚會有典禮時，聽他訓話，此外我們的一班國文教師缺課，總由他自己來代。學校日常的事有吳藹辰（鼎昌）先生主持，那時稱為提調；吳提調是直隸清苑縣人，舉人而留日學師範。我們的日本女教師佐口美都子講教育學、心理學時，翻譯先生請假，他常代充翻譯。我們的課程分為第一部、第二部，前者偏重文史，後者偏重數理，由各人自願選擇，我選的第一部。我們的班次共分甲乙丙三班，同時入校，同時畢業，三班並不整齊劃一，有國文在甲班而數學在丙班者，亦有讀過外國書而對本國文史甚隔膜者，各按程度插班。大考三班同榜，以各自總平均定等級，此等級亦即津貼的標準，故人皆寧為“雞首”而不作“牛後”；各樣功課全在甲班者不過數人。因時勢所需要，我們有未畢業而已受聘兼課之人，沒有想做事而失業的人，時代與社會都十分優寵我們的。

我到津一個月後，父親母親在報上見我被錄取的消息，這是一九〇六年。我生平名不見經傳，這卻是第一次見報，忝居榜首。我函稟父母，選入偏重文史之部，功課全在甲班，考試成績得最高津貼，每月十元，足以自顧衣著。我與其他同學不同，須改換女裝。

在家塾時，我們都用最廉價之筆墨，到津後，自己出入書店，雖無補我拙劣的書法，我慷慨買上等紙筆文具，有時跡近浪費。

社會是期待我們的未來，不是獎許我們的既往，如此對待僅受有限畸形教育的女子，實在大厚了。我不能不感謝在家塾的老師們，不疏忽我們，使我們得接受這樣的機會。

在天津，我們前前後後的老師中，董賓國（士佐）先生四川人，孫師鄭（雄）先生江蘇人，鄧和甫（毓怡）先生河北人，都教文史十分認真。我在嘉興時，未讀諸子書，鄧先生是注意學術思想的人，引我們認識先秦諸子，提示時代地域與思想文體的關系。他叫我們看一段文字，評論其為某類作品，這亦是一個速成教法。講堂上讀不了多少書，然如果好學，亦可借以得點門徑。我始終不是做學問的人，但受鄧先生影響甚多，我的讀書方法常照他所提示。他是吳汝綸得意弟子，留學日本，剪了辮子將假辮釘在帽子上，夏天亦帶著黑紗瓜皮帽。教地理的南通張蔚西（相文）先生早年旅行西北，是中國地理教科書最早作者，我在私塾時已讀過他的書。這幾位老師若非官立學校經費充足，若非大邑集各地之才，是不容易遇到的。

我們有四位外籍女教師：兩個日本人，一個美國人，一個德國人。與同學們最親近的是那德國先生貝安納小姐，她教的是德文和圖畫。她本是一個油畫家，請來為西太後畫像，到京後期，安插在我們學校。沒有一位先生像她那樣在功課以外關心學生的生活起居，學生有病住病房，不管是否在她班裏，她無有不去探望。她看我們飯食不夠營養，冬天每日送我們一大鍋牛奶，放著可可粉，擺在飯廳裏，要大家取喝。大半的同學沒有吃過可可糖，亦不喜歡牛奶。她又覺得我們不夠社交娛樂，向監督說明，請同學到她家裏，或由她帶到她朋友家裏。她用心學中國話，與中國教師家庭往來，大概還從德文書裏讀中國歷史文學。她和中國人親近，很模仿中國風氣，比傳教士不同，與外交官亦不同。她會說英法語言，非萬不得已不肯說。德文班裏同學每人有個德國名字，她選擇給我的名字一改再改，解釋意義給我聽，不知要把多少好的意義給我，最後決定的，是含有勇往直前之意。她一心希望我到德國讀書，以為我的年紀讀完中國書而去不算遲，曾有一個暑假她想向監督商量帶我去北戴河。我後來回到南方，她還介紹駐上海德國副領事裴尼赤，請其為我尋一德文教師。那時同濟大學還未開辦，上海很少讀德文的人，裴先生熱心介紹領事館的秘書巴克洛，教了一短時期，不受薪水，我甚覺不安而中止。我歷述這段故事，記一個外籍女教師的認真和熱心，亦表示她們一個國民在異邦所努力的情形。吾弟君怡後來到青島讀德文，我母親的決定可能受我一點影響，則又是一件事。十余年以後，一九二二年之春，我和膺白同到柏林，事先寫信告訴貝先生，時黃伯樵、鄭仲完夫婦，和吾弟君怡都在德國留學，她日日向他們探問我的行程。我抵柏林不到一日，她的電話來了，立刻拿了一小盆花趕來會我。我亦和伯樵、仲完、君怡同到她離柏林半小時火車路程的家裏玩過半日。時德國在第一次大戰新敗之余，物資缺乏，人民生活刻苦到極點，她餉客的咖啡沒有糖，黑面包沒有白脫油2而她的畫，她在中國所拍的照，她譯的陶淵明詩我不知對不對，都陳列著給我們看了。她幾次拿著預先寫就給我的信而到柏林訪我，她說我不在家或沒有空，則留下信以當晤言，不虛此行，我常當著她面讀她的信。她願意為我和膺白畫一油畫的像，許我們只需要面坐一次，給她一張相片和看看我們所穿的衣服。正巧已經有徐悲鴻先生為我們在畫，我們謝了她；徐君時在柏林學畫。我離開柏林的時候，貝先生當面送給我一件紀念品，包紮甚好，同時交給我的信裏寫著，是她家藏的一件磁器，是德國人從中國學得的東西，叫我回到中國再開看，以免包裝之勞。這件磁器是一兜花有蓋的碗，帶回一點沒有破損，我保存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方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