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的隱痛：玄武之殤（下）（第3/4頁）

朕已經老了，不需要太久，就會過去和你們相伴。等朕百年之後，希望上蒼垂憫，能夠讓我們的靈魂永遠團聚在一個快樂安寧的地方，團聚在一個沒有紛爭、沒有陰謀、沒有殺戮、沒有死亡的地方。

人死後有沒有天堂？

沒有人知道。

此刻的長安人唯一知道的是——直到東宮和齊王府已經被連根拔起了，這場殺戮似乎還沒有終結的跡象。

殺完太子和齊王的兒子們，秦王的部將還想殺光他們左右親信百余人，籍沒他們的財產。尉遲敬德竭力反對，他說：“一切罪惡，只在兩個元兇！既然已經誅殺，就不能再擴大打擊面，這樣無法使人心安定。”

李世民采納了他的意見，於是屠殺行動才宣告中止。

同日，李淵下詔大赦天下，並稱：“兇逆之罪，止於建成、元吉，其余黨羽，概不追究；朝政事務一概交由秦王裁決！”

六月五日，馮立和謝叔方主動投案，薛萬徹仍然在逃。李世民不斷宣傳他的寬大政策，薛萬徹才回到長安。李世民說：“這些人忠於他們的主人，是義士！”於是將他們無罪開釋。

六月七日，李淵正式冊封李世民為皇太子，並下詔重申：“自今日起，無論軍事、政治及其他一切大小政務，皆交由太子裁決之後再行奏報。”

李世民成功了。

他不但以無與倫比的智慧、膽識和魄力一舉扭轉乾坤，翦除了政敵，取得了政變的成功，而且以高明的政治手腕和安撫人心的寬大政策，消除了暴力奪權後可能產生的政局動蕩，從而順利坐上了他夢寐以求的儲君之位。

就在這電光石火之間，大唐帝國的歷史遽然掀開了新的一頁。

這嶄新的一頁是如此恢弘而絢爛，以至於玄武門前那些殷紅的血跡很快就將被新時代噴薄而出的萬丈光芒所遮掩。然而，武德九年六月四日卻注定要成為李世民生命中永遠無法痊愈的傷口，也注定要成為李唐王朝記憶中永遠無法消解的隱痛。如果說李世民後來締造的整個貞觀偉業是一座輝映千古的豐碑，那麽它的基座無疑是一個荒草萋萋的墳冢。

上面寫著三個字——玄武門。

裏面埋葬的不僅是李建成和李元吉，也不僅僅是他們那十個年幼的兒子，同時也埋葬著另一個李世民的靈魂。

也許我們必須把目光拉到貞觀年間，才可能看清武德九年的這個流血事件是怎樣深深地糾纏了李世民的一生。

“夫背禮違義，天地所不容；棄父逃君，人神所共怒！……往是吾子，今為國仇……生為賊臣，死為逆鬼……吾所以上慚皇天，下愧後土，嘆惋之甚！”（《舊唐書?庶人祐傳》）

貞觀十七年那個陰雨蒙蒙的春天，當第五子齊王李祐在齊州起兵謀反的消息傳來，唐太宗李世民憤然提筆寫下了這道譴責李祐的手詔。書畢，李世民泫然泣下，悲不自勝。

除了對齊王李祐的悖逆之舉感到痛心疾首之外，李世民的腦海中，是否也會閃過武德九年的那一幕呢？當他顫抖的筆墨寫到“背禮違義”、“棄父逃君”、“天地不容”、“人神共怒”這樣的字句時，內心是否也會泛起一股深藏已久的慚悚和愧疚呢？而“上慚皇天，下愧後土”這樣的感嘆，除了是替李祐感到羞慚之外，會不會也包含著某種程度上的自我譴責？而那潸潸而下的淚水，又豈止是為齊王李祐一人而流的呢？

無獨有偶。齊王李祐剛剛伏誅，這一年四月便又爆發了太子李承乾的謀反案。太子事敗後，又牽扯出了四子魏王李泰的奪嫡陰謀。悲憤莫名的李世民在公開頒布的詔書中稱：“朕聞生育品物，莫大乎天地；愛敬罔極，莫重乎君親……（魏王泰）以承乾雖居長嫡，久纏疴恙（承乾患有足疾），潛有代宗之望，靡思孝義之則。朕志存公道，義在無偏……兩從廢黜。非惟作則四海，亦乃貽範百代。”（《舊唐書?濮王泰傳》）隨後又對侍臣說：“我若立泰，則是太子之位可經營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窺伺者，皆兩棄之。傳諸子孫，永為後法！”（《資治通鑒》卷一九七）此後，太子李承乾被廢為庶人，流放黔州；魏王李泰被貶為順陽王，徙至均州。

當這種同根相煎、骨肉相殘的慘劇差一點在李世民的面前重演時，歷史驚人的相似性肯定會讓他受到極大的震撼。從某種意義上說，因為擔心被李泰所圖，所以“特與朝臣謀自安之道”的李承乾就是昔日的李建成，而“潛有奪嫡之意”的魏王李泰則無異於當年的秦王李世民。

因此，此時的唐太宗才會痛定思痛地對後世的李唐皇族發出這樣的警告——不要以為“太子之位可經營而得”。其潛台詞是：人人心中都必須存一個“愛敬君親”的“孝義之則”，任何人也不要企圖把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發生的事情當成一個效法的榜樣。而且李世民還一再強調，從今往後不管是“太子失道”，還是藩王覬覦儲君之位，一概要被貶黜；並希望以李承乾和李泰為前車之鑒，從而“貽範百代”，“傳諸子孫，永為後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