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的隱痛：玄武之殤（下）（第4/4頁）

然而，唐太宗李世民鄭重要求後代子孫所遵循的規範和法則，其實正是當年被他自己徹底顛覆的東西。

雖說時移世易，角色的不同導致了行為和價值觀的差異，但是李世民在處理李承乾和李泰一案時，心中肯定橫亙著武德九年遺留下的道德陰影。對兒子們的譴責越是嚴厲而痛切，對“愛敬君親”的“孝義之則”越是推崇和強調，就越發表明李世民一生中從來沒有真正擺脫玄武門事件的巨大影響。

誠如學者所言：“玄武門那場唐太宗一生中最艱危的苦鬥，對他本人來說，絕不是可以誇耀後世的愉快記憶……李世民和他父親這一段不愉快的往事……怎能在李世民受傷的心上摘脫幹凈？”（胡戟、胡樂《試析玄武門事變的背景內幕》）

也許，當我們從這個角度來看待貞觀的時候，就會發現在李世民締造這份赫赫功業的過程中，很可能一直有某種難與人言的潛在力量在參與和推動。

這樣的力量是什麽呢？

也許，我們可以將其稱之為一種內在的自我救贖。

當年奪嫡繼位的手段越不光明，李世民為世人締造一個朗朗乾坤的決心就越大；玄武門事變對李世民造成的隱痛越深，他開創貞觀的動力也就越強；弑兄、殺弟、逼父、屠侄的負罪感越是沉重，他從造福社稷蒼生的事功中尋求道德解脫的渴望就越加強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