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武門事變真相

玄武門之變是李世民一生中最為重大的轉折點，它將李世民一舉推上了大唐帝國的權力巔峰，同時也將他推上了一個彪炳千秋的歷史制高點。然而，不可否認的是，這個骨肉相殘的悲劇事件無疑也使他背上了一個沉重的道德包袱。

這樣的一種負罪感在某種程度上被李世民化成了自我救贖的力量，成為締造盛世貞觀的潛在動力之一，但是與此同時，這種強烈的道德不安也驅使著李世民把權力之手伸向了他本來不應染指的地方。

在幾千年的中國歷史上，這個地方歷來是“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的，然而這一次，唐太宗李世民卻非進不可。

李世民很想看一看——當年那場骨肉相殘的悲劇事件，包括自己當年的所作所為，在史官的筆下究竟是一副什麽模樣。

為此，當玄武門之變已經過去了十幾年後，李世民終於抑制不住內心的強烈沖動，向當時負責編纂起居注的褚遂良發出了試探。

貞觀十三年，褚遂良為諫議大夫，兼知起居注。太宗問曰：“卿比知起居，書何等事？大抵於人君得觀見否？朕欲見此注記者，將卻觀所為得失以自警戒耳。”

遂良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記人君言行，善惡畢書，庶幾人主不為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

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記耶？”

遂良曰：“臣聞守道不如守官，臣職當載筆，何不書之？”

黃門侍郎劉洎進曰：“人君有過失，如日月之蝕，人皆見之。設令遂良不記，天下之人皆記之矣。”（《貞觀政要》卷七）

李世民打算調閱起居注的理由是“觀所為得失，以自警戒”，聽上去很是冠冕堂皇，也與他在貞觀時代的種種嘉言懿行頗為吻合，可是褚遂良知道——天子的動機絕非如此單純。退一步說，就算天子的出發點真的是要“以自警戒”，褚遂良也不願輕易放棄史官的原則。所以他毫不客氣地拒絕了天子的要求，說：“從沒聽說有哪個帝王親自觀史的。”

李世民碰了釘子，可他還是不甘心地追問了一句：“我有不善的地方，你也記嗎？”這句話實際上已經很露骨了，如果換成哪個沒有原則的史官，這時候估計就見風使舵，乖乖把起居注交出去了，可褚遂良卻仍舊硬邦邦地說：“臣的職責就是這個，幹嘛不記？”而黃門侍郎劉洎則更不客氣，他說：“人君要是犯了錯誤，就算遂良不記，天下人也會記！”

這句話的分量夠重，以至於李世民一時也不好再說什麽。

這次試探雖然失敗了，但是李世民並沒有放棄。短短一年之後，他就再次向大臣提出要觀“當代國史”。這一次，他不再找褚遂良了，而是直接找了當時的宰相、尚書左仆射房玄齡。

貞觀十四年，太宗謂房玄齡曰：“朕每觀前代史書，彰善癉惡，足為將來規誡。不知自古當代國史，何因不令帝王親見之？”

對曰：“國史既善惡必書，庶幾人主不為非法。止應畏有忤旨，故不得見也。”

太宗曰：“朕意殊不同古人。今欲自看國史者，蓋有善事，固不須論；若有不善，亦欲以為鑒誡，使得自修改耳。卿可撰錄進來。”

玄齡等遂刪略國史為編年體，撰高祖、太宗實錄各二十卷，表上之。

太宗見六月四日事，語多微文，乃謂玄齡曰：“昔周公誅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鴆叔牙而魯國寧。朕之所為，義同此類，蓋所以安社稷、利萬民耳。史官執筆，何煩有隱？宜即改削浮詞，直書其事。”（《貞觀政要》卷七）

李世民這次還是那套說詞，可在聽到房玄齡依舊給出那個讓他很不愉快的答復後，他就不再用試探和商量的口吻了，而是直接向房玄齡下了命令：“卿可撰錄進來。”在這種情況下，房玄齡如果執意不給就等於是抗旨了。迫於無奈，房玄齡只好就範。結果不出人們所料，李世民想看的正是“六月四日事”。

看完有關玄武門之變的原始版本後，李世民顯得很不滿意，命房玄齡加以修改，並且對修改工作提出了上面那段“指導性意見”。這段話非常著名，被後世史家在眾多著作中廣為征引，同時也被普遍視為李世民篡改史書的確鑿證據。

在玄武門事件中，李世民真正要掩蓋的東西很可能並不是兄弟和侄子們的死亡真相，而是一種他難以在道義上重新包裝，也難以在道德上自我說服的行為。換言之，這種行為是他無論如何也不敢“發露”的，寧可背負著它沉重前行，也絕不願將其公諸於世。

那麽，有關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的那場流血政變，李世民到底向我們隱瞞了什麽呢？

在武德九年六月四日清晨，當李世民在玄武門前一舉除掉太子和齊王之後，當守門禁軍與東宮齊王衛隊激戰正酣的時候，太極宮中到底發生了什麽？是否真如史書所載，高祖和近臣們正悠然自得地“泛舟海池”，沉浸在一片詩情畫意之中，對宮門前正在發生的慘烈廝殺一無所知，直到尉遲敬德滿身血跡、“擐甲持矛”地前來“宿衛”，高祖和一幫近臣才如夢初醒？